“這種現象，值得我們哲學家去研究。”張敬懷說。
“這‘某種力量’是什麼我還沒有想清楚。”
台上台下一陣陣口號，一個個“三種人”輪番坦白交待。“打倒”和批倒批臭之聲震耳欲聾。他們不去聽，會場上也沒有人關心他們的竊竊私語。這時，吳導演掏出小本，快速寫了點什麼，隨即拿給他問：“你記得有一出戲叫《人麵桃花》嗎？”
“記得，記得。”張敬懷答。
吳導演說：“其中有四句：‘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麵桃花互映紅，人麵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現在麵對此情此景。我即興胡謅了幾句。”
張敬懷接過條子，見寫的是：
十年今日此門中，
“文化革命”大鬥爭。
造反英雄何處去，
老吳依舊笑春風。
張敬懷看了甚覺有趣。吳導演要回來字條，馬上撕碎了。
張敬懷說：“你現在可以‘笑春風’，我可笑不出來。我雖然被釋放出來了，但問題還沒有個說法呢。”
吳導演：“你不用急，等著吧，好飯不怕晚。”
這天，開過批叛大會，兩人在回去的路上又談了很多。張敬懷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想。吳導演是對的，難得聽他說的這一席“沒遮沒攔”的話。自己當初沒有自殺，就是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怎麼收場！現在看到了：你方唱罷他登。座上賓，階下囚。人際關係是這樣，人民生活呢？昨天他站排買東西，已經體驗過了。自己雖然又成了“座上賓“。可是總該有個說法呀！張主任要他等著，要等到什麼時候呀！我得找找人，甚至到北京上訪。據說，為了平反冤假錯案，到北京上訪的人，成千上萬。如果哪個衙門口，有一麵鼓，你一敲。大老爺就得升堂。可是到北京找誰呢？反正自己用不著擊鼓。那裏有好多老戰友，找找他們，哪怕問點情況、形勢、動向，也是好的。”
在艾榮和女兒從鄉下回來之前，對於他們的夫妻關係，張敬懷曾經認真反思過很長時間。二十多年來，他們夫妻間的矛盾，到底怨誰？他覺得，認為自己太理想化了，太不關心這個在戰場上救過他的生命的妻子了。她一直認為，關於她的提拔、任用和級別待遇問題，他沒有為她說話，和她有同樣資曆的同誌，隻要是嫁給張敬懷的，大多已經是副廳、局級幹部了。可是，她還是一個副科級。這很傷她的自尊心。不就是一句話嗎？如果，當初他對組織部門講：“關於艾榮同誌，你們考慮作適當安排……”組織部門自然心領神會，她的問題解決了，夫妻自然會和諧起來。可是，話又說回來：憑他對妻子太了解了，她太要強，太注重名利地位，事事太拔尖，和誰也搞不好團結，且不管她的能力和水平，把她放到任何一個領導崗位，不鬧得四分五裂才怪呢！況且，自己明她不會勝任，怎麼好違背黨性原則，去為她“說話”呢？不要說“說話”了，自己一想，就覺得臉紅。正因如此，當有些組織部門領導主動提出：“艾榮是個老同誌了，在朝鮮戰場又立過功，是不是……安排？”
他一聽這話就說：“得啦，她不行。我聽人反映，她連一個支部副書記都當不好……”
艾榮曾經主動去向組織部門問過，她因為什麼隻能當個小小的支部副書記？逼得組織部長隻得對她說：“你去問你的老頭子吧！”
想來想去，自己不違心為她“說話”是對的。……不管怎樣吧，經過“文化大革命”這場風暴，批判什麼修正主義啦，天天讀語錄“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啦，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啦，她總該有點改變吧？經過這九死一生的磨煉，怎麼還沒點改變呢？隻要她回來，一定主動和妻子和好。小女兒一向聽媽媽的，從來不和爸爸親近。這一方麵都怨自己，因為工作忙，沒有時間抱抱她，親親她，給她一點父愛。現在自己應當給她一點作為父親的愛心。
張敬懷還想到，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有一次批鬥會上，造反派為了讓張敬懷交待“罪行”，曾經拿出夫人寫給她的的“最後通牒”，說你如果再不交待問題，我就和你離婚。但終究沒有成為事實。他相信，那是造反派逼迫的結果，在那種人人自危的形勢下，情有可原。這次她母女回來，改善家庭關係要緊，這些事已經過去，不能再怪她了。
過了一個星期，辦公廳單主任派人從把妻子和女兒從“走五七道路”的農村接回來了。據單主任說，讓他們一家還得在招待所住些日子，還給他調了個套間。他家原來的房子，被兩個造反派占著，且一分為二（在中間修了一條牆），正攆他們搬家，院內那堵牆要拆掉，房還要打掃修繕一番。
夫人和女兒是省革委會用大汽車接回來的。當時是“淨身出戶”，除了日常生活用品，沒有帶走什麼，自然也沒有拿回來什麼。
艾榮和小女兒勝美風塵仆仆地回來了。張敬懷一見，原來就瘦弱的夫人更瘦了，臉色黑黃，有氣無力的樣子。女兒長那麼高，使他感到驚異，細細一想，她應該有這麼高，因為她已經是個十九歲的大姑娘了。
張敬懷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和顏閱色地問：“還好嗎？”
使張敬懷沒有想到的是，夫人沒有好聲氣，說：“有什麼好的？你看看，我這手，我這臉，能好嗎？差一點沒有死在鄉下！”
張敬懷一時無言以對。
艾榮又說：“人家沒有從部隊轉業的張敬懷，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支左’了。在地方各單位當領導。人家是什麼樣子？我們是什麼樣子？不就是因為你多嘴多舌，講你的原則嗎？”
張敬懷說：“過去了，該過去的東西，就不要再說了！”
“我就是不能忘，我永遠記得，永遠記得！”
張敬懷不想和她一見麵就吵。經過這場九死一生的浩劫，也應該冷靜下來，現實一些了。但是他實在不能和她說清楚，便轉身對女兒和善地說：“勝美，來，讓爸爸看，你長高了多少？”說著把女兒拉在身旁。他抓著女兒的手，扣在自己手上：“哦，和爸爸一樣高，是大人了。”
又使他沒有想到的是，女兒象被火燒了一下，麻利從他手中抽出來。
張敬懷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當滿街貼著“打倒”和“聲討”他的大字報時，艾榮也被開了幾次批鬥會，要她揭發丈夫。接著是他被關押九年。在九死一生之後，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夫人也應該問問他身體怎樣，受了些什麼苦。這麼多年，他被關押著，彼此不通消息。現在團聚了，總有好多話要問吧！
可是夫人連一句話也沒有沒有問。又過了半天，卻說：“平常沒有借你的光，這次可是借光了。我們是反黨集團分子的家屬，等於半個反革命！我們娘倆被流放到鄉下，你不覺得對我們有愧嗎？”
張敬懷聽了這話，幾乎哭出來，隨即大聲說：“我有什麼愧？我有什麼錯誤？這怎麼怨得著我？”
“沒有錯誤，人們怎麼鬥你？”
“現在不是……回來了嗎！”
“回來了怎麼樣？你的問題解決了嗎？還沒有平反哪。說不定在哪一天，你又來個‘二進宮’──我當時怎麼了？怎麼鬼迷心竊，嫁給你，好事攤不著，壞事老是跟你吃瓜落！”
張敬懷再想不出來要說什麼。又想不到一見麵就把關係搞僵了。他從身上掏出一羅人民幣，說：“這是補發的工資，我沒有全領。你看需要什麼，和孩子到商店買點東西吧！”
夫人遲慢地接過錢幣，對女兒說：“勝美，咱們上街吧。”女兒一直和媽媽好，事事都信媽媽的。
兩人便上街去了。
夫人說得也對：他雖然從監獄裏釋放出來了，可是他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他到底是不是“彭德懷死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有其他種種罪名，這可是有關他的政治生命問題，不可不弄清楚。但是，現在正在清查“三種人”，從北京到各地，有不少造反派，還掌著權。他所尊敬的彭總已經與世長辭了。
有一天，單主任來看他，並建議：現在揭批“四人幫”，將來會怎麼發展呢？誰也說不清楚。可是按照過去的經驗，有時會風雲突變。你現在的問題還沒有一個“說法”，也就是說還沒有結論。所以現在還是“戴罪之身”。你的問題由北京管，連檔案也都調到北京了。北京對你沒有個說法，省裏也不能給你定什麼性質。可是，通過組織解決，會有一個很長的過程，要解決問題快一些，你在北京有很多老戰友，不如到北京去找找老戰友，請他們說句話，那真是一言九鼎，問題很快就會解決。即使一時解決不了，能了解當前一些情況和政策的走向也好。
這個建議有理。於是，張敬懷在心中扒著手指數著，從總參、總後、總政到地方各機關、團體，有七、八個人可以找，即使他們不管自己的問題，了解些情況，決定自己采取什麼措施，總是有易處的吧！
他下了這個決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忽然想起來一個叫侯卓夫的老戰友。在抗美援朝前線，他們並遍肩作戰，結下了深厚友誼。回國之後，有一段時間，他們還是鄰居。彼此經常來往。他的那個小兒子，小名叫“小聖”，還是他給取的。原因是他姓侯，由“孫大聖”而來個“小聖”，很有意思。他們一家，因為這個名字，還請他喝了一頓酒。後來“小聖”取大名為侯貴卿。他幾乎是摸著他的腦袋長大的。從“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上得知：侯卓夫在什麼“文革領導小組”當過一位領導，大字報常常見他傳達“最新最高指示”。去找找侯卓夫，不失為一個好主意。
張敬懷就這麼決定了。他]讓單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誌、戰友、領導的地址和電話號碼，自己到車站買了車票，次日就乘硬板火車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記得，他最後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書一出車站，汽車就把他接到了京西賓館。現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車，好象掉到汪洋大海裏，在人群的浪花中擁來擁去，不知道怎麼走，往哪裏走。他在車站附近找到一個叫做“太陽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務員問了許多事，覺得長了不少知識。
稍做休息，就按照服務員的指點，碰運氣去了。
張敬懷先是打電話問問他事先開列的名單上的老戰友、老領導、老下級。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調動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鄉還沒有回來。他按照原來的一個舊地址去找抗戰時一個老同誌。坐在公共汽車上，路過新華門前，他知道這是國務院的所在。汽車被堵了一個多小時。原來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訪”者，要求平反他們的冤案，交通警察費了一個多小時，才把他們驅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誌的住址，那位同誌調到雲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熱情地接待了他。這位夫人，為他打了十來個電話，才打聽到侯卓夫的新家地址和電話。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陽升”旅社。把電話打到他家裏。接電話的是一個女人。他不好意思問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兒還是保姆。因為他自報“家門”，說自己是侯張敬懷的老戰友，那女人才告訴他：他們張敬懷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說，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貴卿，他目前在國務院工作，“負很大責任”的。還告訴了侯貴卿辦公室的電話。張敬懷覺得：這不是“小聖子”嗎？找到他，也許會有些用處的。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侯貴卿是高中二年級學生。他成立了一個造反組織，自任頭頭。到了第二年六月，武鬥開始逐步升級的時候，他的兵團級的上將老爸，囑咐他了幾點：第一，你絕對不要有什麼觀點，讚成這個反對那個。現在的路線鬥爭很尖銳，連我都說不清楚，你一個小孩子知道什麼是“路線”？第二，絕對不要參加武鬥，打死了人，你將來肯定是凶手；被打死了，你輕如鴻毛；被打殘疾了將抱恨終生；第三，絕對不要搞‘打砸搶’，不可迫害老幹部。現在連中央的元帥們都挨鬥戴高帽遊街了，我這樣的幹部也人人自危，還有什麼是非呢？
侯貴卿對這三個“絕對不要”銘記在心，踐實證明，老父親這幾個“絕對不要”有多麼高的先見之明。
這個侯貴卿小名“小聖子”。侯貴卿，好象有當官的遺傳基因。從小學到高中，每一個年級，都當班長。文化大革命後期，也響應號召，下鄉插隊，接受了貧下中農一段“再教育”，在鄉下很快參軍、提幹，接著是科長、處長、局長，真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如今已經成為副部級的什麼主任了。
這天晚上，張敬懷居然打通了侯貴卿家裏的電話。
“你是誰呀？”張敬懷問。
“我是侯貴卿。”
“你爸爸在嗎？”
“不在。你是誰？”
“我是張敬懷，你爸爸的老戰友。你是‘小聖子’吧？”
“什麼‘小聖子’？我是侯貴卿。你住在哪裏？”
“我住在‘太陽升’旅社。”
“哦，‘太陽升’旅社……”對方稍加停頓，“你有事嗎？”
“我沒有什麼事。”張敬懷略作思索“也算有事，我的問題，我想，你可能知道一些。你爸爸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到大西北視察……。”
“什麼時候回來？”
“這是我爸的事，我不知道。”
“那麼……我和你談談也可。明天晚上，到你家裏好嗎？”張敬懷對自己此時的低三下四有些臉紅，我怎麼向一個小孩子求情似的講話呢？但是，找他談一次也許能聽到點什麼有關落實幹部政策方麵的情況。
對方又略作停頓：“有事……咱們明天──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外事活動。後天吧，到我的辦公室談。”
張敬懷覺得按他目前的情況，在家裏象聊天似的談，比較輕鬆隨便，說：“在家裏談話好。”
“還是在辦公室談吧。我辦公室的地址是……”他講了地址，就把電話放下了。
張敬懷覺得十分不快，在辦公室談話，有“公事公辦”的意思。如果他住在京西賓館，這位“小聖子”一定主動到賓館去看他，可是他住在一個小旅社，對方就猜到他目前的處境了……世態炎涼，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既然已經來了，人家又答應見麵，那就見見吧。即使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問問當前情況、形勢也可。
第三天，張敬懷就如約到了侯貴卿所在的單位。
這個單位大門很寬，有四根對稱的柱子。兩麵的牆壁上，刷了八個大字：一麵是“團結緊張”，一麵是“嚴肅活潑”，進門不遠，有一座大影壁，刷了五個大字，是毛體的“為人民服務”。門口站著兩個神色嚴肅塑像一般的衛兵。他走近一個衛兵，說：“我找你們侯主任。”
衛兵看了看他，並往四麵瞥了一眼，見沒有汽車停著，是個普通百姓，問：“你找侯主任有什麼事？”
張敬懷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說：“沒有什麼事。”
“沒有事，你來幹什麼？”
張敬懷說：“我是他父親的老戰友……想看看他……”
衛兵說：“你到收發室問問吧。”
在收發室那收發員又盤問了他一番，張敬懷有些不快，似乎是命令著說：“你把電話接到侯主任辦公室，我和他直接通電話。”
收發員見來者不善，便把電話接到侯主任的辦公室。電話中說：“你讓他進來吧。”
張敬懷這才進了大門，在辦公大樓，走進侯貴卿的辦公室。
張敬懷一見侯貴卿，這哪裏是什麼當年的“小聖子”呀！一個標準的將領風度的軍官。侯貴卿見了當年的“張叔叔”，以不熱不冷的態度，輕輕地摸了摸他的手：“請坐吧。”
這時和他年齡相仿的一個軍人，端上一杯茶，可能是他的秘書吧。
張敬懷落座。
“你找我……爸，有事嗎？”侯貴卿主動問。這一下切入“主題”的問話，使張敬懷語塞了。半天才說：“關於我的問題，你可能也知道，我想……”
侯貴卿仍然不冷不熱地說：“你的……問題，我早就知道一些。現在中央撥亂反正的任務都很重，要落實政策的人很多。我們落實幹部政策小組，是按地區分工的。河山省不歸我管，不了解情況，我沒有發言權。但是，解決什麼問題不得有個過程啊。”
“是要有一個過程，可是十多年了……”
侯貴卿又打斷了他：“我們要相信群眾，我們要相信黨。這是兩條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政策界限是什麼……”張敬懷的語氣有些難耐。
侯貴卿又打斷了他：“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你總該相信黨的政策吧？”
張敬懷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想：講這些絕對正確空話、套話、官話，絕對不會犯什麼錯誤的，難道我來見你，是要聽這些空話、套話的教訓嗎？稍作沉默，說：“那好了。”站起來告辭。
“司秘書，送一送……”
“不用了。”
張敬懷揚長而去。麵對這種官腔、官氣、冷漠，他感到受了羞辱。比他挨一次紮批鬥都難受。
“一闊臉就變！純粹是個少年得誌的新貴！這是“文化大革命”培育出來的品種。”張敬懷想。
張敬懷來到大街上，覺得肚子有點餓了。走進一家叫“南來順”的小飯館。一個身穿白大衫的服務員，上下打量了他好半天，驚叫似的說：“唉呀！這不是老張敬懷嗎！你怎麼在這裏？”
張敬懷也打量了對方半天：“你是……？”
“我是你的警衛員小周呀……可不是嘛，都十多年了……張敬懷可瘦多了。這麼多年，張敬懷受了不少苦吧？”一派河南鄉音，又是熱情地握手。
“就那麼回事吧。”張敬懷含乎地說。
小周說：“我複員以後，一直想念張敬懷，可是，總也打聽不到你的下落。你還好嗎？”
“也算好吧。”張敬懷說。
“你怎麼在這裏？”小周問。
“為個人私事。”
“是落實政策的事吧？”一想，這裏不是談這類事的地方，隨即問：“張敬懷吃點什麼？涮羊肉，芝麻燒餅，不錯的。”
“隨便吃點什麼都行。”張敬懷說，又問：“你怎麼在這裏？”
小周答：“我有一個叔叔，在北京工作。借他的光，在這裏開個小飯館。又當服務員，又當掌櫃的，還得當采買……有一個本家叔叔當廚師。”
“生意不錯吧。過得去。能混碗飯吃就行。你稍等。”說著到廚房去了。不多時，端上來五六個菜，有葷有素，還拿上來一瓶“杜康酒”和兩個杯子。倒滿了，一杯遞給張敬懷，一杯放在自己麵前：“渴吧，見了張敬懷，怪高興的，幹杯！”
張敬懷隨即端起酒杯，兩人一起幹了杯。小周說：“這裏也不是說長話的地方。我給你個地址，找個時間，我有好多話要和您說呢。”隨即在飯桌上寫了地址。
“我覺得對不起你……”張敬懷動情的說。
“別說了。這個年月……難說誰對不起誰……有話留著，到我家裏再說吧。”
小周陪張敬懷吃過了飯，告辭時，張敬懷掏出二十塊錢給他。小周推推搡搡地說：“多年不見，你這是為啥？你要是給我錢，就是看不起我。”
張敬懷看小周是真誠的，隻好把錢收回來。
張敬懷一麵往回走，一麵想，天底下壞人不少，歸根到底還是好人多。
張敬懷從北京回來，仍然覺得心中空空空蕩蕩的。可是令他高興的一件事是，他被沒收的幾千冊書籍，原來放在省委的倉庫裏，全都發還給他了。他想，過去因為工作忙，沒有時間認真讀這些書。他何不借此機會讀些書呢？他想，“文化大革命”把人的一切“惡”的本質，都煥發出來了。是“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呢？他想研究一下這個爭論了兩千來年的問題。於是，他把有關這方麵問題書籍都找出來，細細地閱讀品嚐起來。
這一段時間，關於張敬懷的問題，上邊一直沒有來什麼文件。但是，辦公廳單主任對張敬懷作為老領導，仍然十分關心、尊重。經常來看望他，問他有什麼困難，他將盡力幫助。這使他得到了某些安慰。可是，他在家裏好象是二等公民，夫人還是經常埋怨他：說都是因為他，鬧得幾乎家破人亡。張敬懷用什麼道理也給她解釋不清楚，女兒和媽媽一致，也不理他。這又使他經常處於焦躁，煩悶之中。他想出去走走。
這時單主任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建議：原來省委在順陽市郊水庫，建有一所幹部休養的療養院，叫“翠穀山莊”。單主任建議他到那裏療養一段時間。這十年中，他受到那麼多的肉體折磨，也該對身體全麵檢查一下，看看落沒落下後遺症。這真一個好主意。在那裏一麵療養，一麵讀書，比在家裏舒暢。他同意了。單主任便派車把他送到翠穀山莊。
這翠穀山莊建在水庫邊上，除了醫療機構是一座三層大樓，療養室都是一座座獨立的小樓，小樓建在山坳林蔭碧草之中，麵對碧綠的萬頃波光，蒼鬆翠柏遮天蔽日，環境甚是幽靜。此時還不到療養季節，況且各機關團體學校，清查任務正緊，剛被“解放”重新上台的幹部沒有時間，那些被清查的“三種人”，自身難保，對翠穀山莊，自然也不能象以前一樣，說來就來，把這個“安樂窩”當成自己的來家住。因此，現在來翠穀山莊療養的幹部很少。
張敬懷在翠穀山莊住下後，先是全麵檢查了身體。也許他是戰爭的血和火鑄造的，五髒六腑居然沒有落下什麼殘疾，一切正常。這使張敬懷十分高興：人的生命力真是頑強，受了那麼多的酷刑，他居然還是一個全麵健康的人，這也不失為一個奇跡！
張敬懷住在這裏，隻是護士每天給他吃些營養調理藥物，再就是每天爬爬山，遊遊水明如鏡的水庫了。他這大半生，從來沒有這麼幽閑自在過。
這天，張敬懷爬了一段山路，正坐在山坡休息，忽聽什麼地方喊：“救人哪，救人哪！”
張敬懷一回頭，見從上麵的山坡上，滾下來一個黑影。他站起來搶前一步，抱著那個滾下來的黑影。那黑影的雙手，也勾住了他的脖子。他一看是個留著短發的小夥子。那小夥子見他，哈哈笑了。
“小夥子，怎麼不小心，摔壞了吧？”
“什麼小夥子？人家是個姑娘嘛。”接著又是大笑。
張敬懷又打量她，果然是位姑娘。那麵容紅中透白，兩眉正中有一顆小米粒大小的黑痣，很象印度電影“流浪者”的麗娜。大眼睛熱情地看著他。張敬懷立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順手把姑娘推開。姑娘坐在他身旁的石頭上。
“你怎麼不小心，滑下來了？我要不擋住你，就掉在前麵的懸崖了。”
女孩子笑著：“謝謝你的救命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