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這一句話，張敬懷就被震動了，他沒有想到畢秘書會想得這麼深，這麼富於哲理性。
張敬懷微微點了點頭，不語。
畢秘書繼續說：“當真理被權力愚弄了的時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張敬懷又一次被震動。
畢秘書接著說：“所以，我勸張敬懷，對問題想開一點，看遠一點。不要苦悶，不要和自己過不去。”
“是，是，你說的對。認識一個真理，大概需要曆史時間，需要一個過程的……”
“曆史是最無情的。”畢秘書接著說“還有，張敬懷到了地方上……地方，比軍隊要複雜得多。象你單槍匹馬的，到一個人生地疏的崗位，無論是工作作風，工作方法和張敬懷熟悉的軍隊環境，都相差甚遠。地方上的人際關係，盤根錯節的，有許多事，都不能按部隊的習慣處理……”
“你說得很對，十分的對！”他沒有想到畢秘書在這個時候能夠說出這些話來。他感到原來對畢秘書的認識和估計還是太低了。
“至於……”畢秘書停了一下“我的工作，也不用張敬懷再操心了。組織我已經決定讓我轉業到地方工作了。”
這句話使張敬懷吃驚不小。他提高了聲調：“為什麼？你還年輕嘛！什麼時候定的？”
“前天組織部找我談的話。隻說是工作需要，讓我服從分配。”
“是不是你沒有揭發我？沒有和我劃清界限？是我株連了你？”
“我不能這麼想，張敬懷也別這麼想……”
過了半天，張敬懷“唉”了一聲。他已經無能為力了。
張敬懷換上便衣的第三天，就到省委報到了。省委書記楊同理，還專門開了一次常委會。楊記向常委們介紹了新來的省委副書記，稱他為張敬懷書記，並表示熱烈歡迎，
楊同理書記說：“張敬懷書記，是從部隊來的，部隊在革命化方麵，是我們地方的模範。張書記來我們省委，會給我們這個領導班子，帶來革命化的思想作風。”。
他絕對相信，省委領導層都會知道，他是因為“沾”了彭德懷問題的“邊”，被調到地方的。這是些客氣話而已。
在座的常委們熱烈鼓掌。
會上研究常委們的工作分工。
張敬懷說：“我剛剛到地方，什麼情況也不了解。目前想搞點調查研究，是不是暫時不要給我分饌什麼具體工作了？”
楊同理書記說：“在工作中熟悉情況嘛。”
大家議論結果，讓張敬懷分管“文教”這一攤。張敬懷隻好接受了。
經過一個短時間的體驗，他發現同誌們對他還是很親切的，並沒有誰“歧視”他。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傾”鬥爭中，也曾經定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人還從側麵對他表示同情，這使他得到許多安慰。
會後，辦公廳單主任找他請示：他作為一位省委書記，沒有從部隊帶來秘書，單主任提出，由辦公廳物色幾個秘書人選，由張敬懷認定。
對配秘書的事，從張敬懷和畢秘書的關係，他越來越感到選擇一個秘書，需要十分慎重。他說：“不忙，不忙。我剛剛來，工作也不會太忙，等有了合適的人選再說吧。”
張敬懷現在的首要任務，是調查研究，了解情況，開任何會議他幾乎一言不發。他每次下基層，辦公廳都是從政策研究室臨時給他抽調一個秘書。又是每一次換一個人，他觀察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可以做他的秘書的。
張敬懷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風、氣質，是他們這一代人在當時的特殊曆史、生活經曆鑄造成的：就是他對政治、對社會問題的特別敏感。
隨著時間的推移，“反右傾”的後遺症，很快便暴露出來了。從“大內參”不斷透露的情況看，那套“極左”路線在實踐中造成的危害，越來越清楚了。餓死人的消息在內部刊物有越來越多的報道，河南省有的地方，支部書記集體組織出外討飯，全國的浮腫病患者，據不完全統計，以億人的數目計算。這時，他想起了他換便衣那天，畢秘書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語言：“當真理被權力愚弄了的時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1961年春夏之交，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在“大躍進”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農村兩千萬人，被“敢想敢幹”破壞了的各項製度，逐漸恢複。那種“革命浪漫主義”所宣傳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呔，我來了！”為求實作風所代替。
到了1961年6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和各條戰線紛紛製定“小憲法”式的工作條例：“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手工業三十條”，“文藝八條”等等，陸續出台。張敬懷理所當然地想：是因為極左路線那一套，在實際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頭。“物極必反”的規律起作用了，雖然誰也不那麼說，實質上是糾正極左的錯誤。在各種會議上提倡調查研究，政治空氣開始鬆動，在“反右傾”運動中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陸續“平反”，摘“帽子”。人們敢於講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了。這時，張敬懷不斷深入到各市、地、縣、公社，了解情況。原來他覺得自己對地方實際不熟、不懂，不敢具體抓工作，現在開始進入他的副書記角色了。
可是，為他配秘書的事，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雖然單主任為他找了好幾個，沒有一個是他中意的。他選擇秘書的條件主要有兩條：一是品質好，一是文筆有才氣。品質好的標誌是敢於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文筆好的主要標誌是，有文采，文字表達能力強，根據他的意圖起草各種稿子，不用大改。
有一天，辦公廳秘書處送來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報剛剛出版的內部刊物，名叫《求實》，實際上是一份供省委領導看的“內參簡報”，他先瀏覽了目錄，有一篇標題“最常說的，最難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饒有興趣的讀著。那文章一開頭的幾句，就頗具理論色彩。文章說：
“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工作作風，實事求是，是我們製訂一切政策、方針的基礎，實事求是，也是馬列主義的靈魂。……”接著論述道：
“我相信，沒有一個群眾沒有聽說過‘實事求是’的，沒有一個幹部沒有講過工作中要“實事求是”的。我們說得最多的是“實事求是”，做起來最難的也是“實事求是”。……
接著作者舉出了許多實際工作中的事例，來證明自己“最常說的，最難做的”的觀點：
“在大煉鋼鐵的時候，我們沒有調查研究，也沒有論證，最起碼的要問一問，我們有沒有原料，有沒有技術力量？在當時，一個縣，一個公社都比著‘放衛星’，日產千噸鐵，萬噸鋼的“衛星”滿天飛。“放衛星”就是一切。於是，一窩風式的搞了許多‘一腳踢’式小高爐，連好的鐵鍋，犁鏵，甚至門了吊，都煉了鐵。有的地方盲目追求‘大’，越‘大’越革命。某公社動員兩千農民中的強勞力，要建‘世界第一高爐’。幹了兩個月，爐基竣工時。兩千人開慶祝大會，連爐底都沒有坐滿。當時，為什麼不想一想，問一問：這樣大的高爐，煉一爐鐵需要多少礦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麼大功率的鼓風機？在一片荒郊中，沒有鐵路，怎麼運輸？……可是當時沒有人去問，也許是不敢問……”
作者又舉出了前年秋冬之間的“深翻土地”運動。文中說：“當時領導號召說，深翻能增產，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實際情況是：任何一個地方的農民都知道：各個地方土質不同，有的土質隻有淺淺的一層薄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這是一個連最普通農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當時誰翻得深，誰就革命，抵製深翻，就是“右傾”，就要被拔‘白旗’……
“再就是“密植”，說是密植能增產，不管什麼土壤情況，越密越好。有的地方一畝地播三鬥種子，出來的苗子，象毯子毛，如何能夠增產？可是當時誰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還舉出了其他各條戰線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一些例子。接著作者論述了我們實際工作中違反實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談到刮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等“五風”的問題。接著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創見性的說是“四一不正之風”：一是，搞什麼工作，不區分具體情況搞“一刀切”；二是，隻能聽一種意見，聽不得不同意見造成的“一邊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窩風”式的“一陣風”，四是領導幹部中的“一言堂”。這是“實事求是”說得最多，做起來最難的根本原因……
文章結構嚴密，層次分明，邏輯性強，觀點犀利，沒有“黨八股”氣，特別是在“反右派”後，敢於講真話，這使張敬懷甚為讚賞，佩服。他很久沒有看到這樣的既聯係實際，又上升為理論的並且敢講真話的好文章了。文章署名為“卜奎”，這個卜奎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張敬懷放下“內參簡報”，馬上給辦公廳打了電話，要他們派個人來見他。
十多分鍾後，一個臨時為他服務的名叫劉吉有的秘書就來了。
張敬懷讓劉秘書坐下，指著茶桌那本打開了的“內參簡報”問：“這篇文章你看了沒有？”
劉秘書看了張敬懷指著的標題回答：“還沒有。”
“這篇文章寫得相當不錯……”
張敬懷好象是下意識地說了一句，說後他立即感到有些後悔：對這麼一篇尖銳的文章，作為張敬懷，麵對下級，先表態是很不適當的。
“是，是！”劉秘書回答，張敬懷覺得不高興：你沒有看，怎麼我說好，你馬上就說“是是是”呢？
原來辦公廳想讓劉秘書當他的專職秘書，他一直覺得這樣的人，可能很聽話，但決沒有一個好秘書的品格，他不喜歡這種性格的人。
張敬懷說：“這個叫卜奎的作者，在哪裏？做什麼工作？”
劉秘書說：“我馬上去查一查。”說著走出張敬懷的客廳，到西廂房打了個電話給報社，不到五分鍾，回來向張敬懷報告：“這位卜奎同誌是三平地區地委宣傳部的一個宣傳幹事。”
“你打個電話給三平地區宣傳部，讓卜奎同誌來一趟，我想和他談一談。”
“好的。”劉秘書見張敬懷不再說什麼“如果張敬懷沒有別的事，我就去辦了。”
“好吧！”張敬懷說。
次日上午，卜奎就到了張敬懷的客廳。使張敬懷驚異的是，原來他以為這個卜奎起碼應該是四十歲的人，沒有想到，竟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小青年。雖然戴著一副近視鏡，但一張娃娃臉，好象隻是一個十七八歲的中學生。
劉吉有先給張敬懷作了介紹，“這是張書記，這是三平地區的卜奎同誌。”
張敬懷和卜奎握了手，劉吉有說：“張敬懷沒有別的事，我就回去了。”
“好吧。”張敬懷說，他和小青年的談話，不希望這個人在場。
卜奎說：“我是三平地區的卜奎，昨天接到省裏的電話，今天一早就來了。”
張敬懷說：“你坐下吧。”
卜奎環顧張敬懷的辦公室，周圍全是大書架，精裝的，線裝的，擺得滿滿的，地上的書也是成堆成羅，他想，張敬懷一定是什麼大學畢業的學問家。但他不知道張敬懷要找他幹什麼，等著發問。
一般象他這樣的青年，見到省委書記這樣的大張敬懷，都會有些緊張和拘謹，可是卜奎卻坦然地坐在他身旁沙發上，不卑不亢的樣子。
張敬懷指著那份“內參簡報”問：“這中間那篇《最常說的，最難做的》是你寫的嗎？”
“是。”卜奎回答。
“我們這些領導幹部。雖然也常常到基層了解情況，調查研究，有時開現場會，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實的東西，我經常懷疑。你們在基層，恐怕比我們更接近實際，我想就實事求是問題，就你自己的感受，再講一些例子給我聽。”
過去張敬懷和這種地位的幹部談話，對方經常是“請張敬懷指示”“請張敬懷批評”“對對對”“是是是”等等。可是，這個卜奎卻沒有講那些似乎是謙虛或客氣的話。
卜奎略微停了一刻，說：“那例子就很多了。”
“你講講看。”
卜奎又稍加思索，說：“就以農業來說吧，一講‘密植能增產’，不管什麼土壤，什麼品種，越密越好。農民種高糧，過去一般是二尺五一株。可是在‘瞎指揮風’盛行的時候，幹部拿著尺棍，三寸一株。結果長出的高糧象大蔥，連籽粒都不結。誰不照辦，就拔誰的‘白旗’。所以，老農都說，我們種了一輩子的地，現在都不會種地了。有的地方，在稻子成熟之前，將幾十畝地的稻秧，移栽到一小片地裏，密到什麼程度？坐上個孩子，稻子都不倒。是專門讓記者照象的。實際上，沒有陽光，拉電線用大燈泡照，不通風，用大功率吹風機吹。結果還是爛秧了。老百姓都說，這是‘共產黨胡弄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