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桓玄下錯了一步棋，不應該如此信任劉裕。桓玄的妻子劉氏頗能識人，她多次對桓玄說：“劉裕這個人不簡單，此人有龍虎之誌，他不會久居人下的，應該盡早除掉為好。”桓玄沒有聽取妻子的意見，反而說：“我現在還沒有統一中原，除掉他萬萬不可，就算要殺他，也要等到關隴平定後。”就在桓玄盤算之際，劉裕也在暗中算計桓玄。公元404年3月，劉裕率兵進入建康，將桓玄逼逃到西川。而後，桓玄被益州都護馮遷給宰了。桓玄嗝屁後，劉裕建立了劉宋政權。？
通過上麵對劉裕的介紹，我們可以知道他確實很有幾把刷子。劉裕還沒立足腳的時候，以他的精明肯定是要廣納賢士的，陶淵明就是他看中的一個人選。更何況，陶淵明可是一個脫離了桓玄歸田隱居的江州名士！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陶淵明走上了京口赴任的道路。在去京口任職的途中，陶淵明在曲阿寫了一首表露心跡的詩，詩名叫作《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為了方便敘述，我將詩文引用如下：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裏餘。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從這首詩的內容可以看出陶淵明這次出仕跟第一次的原因差不多，盡管陶淵明極力地掩飾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但還是被自己的文字給出賣了。陶淵明說他從年少時就寄身事外，傾心琴書。傾心琴書這一點倒是掏心窩子的話，陶淵明的琴藝很高，跟朋友一起喝酒的時候，絕不會忘了撫琴而吟。至於讀書，他更有這個條件，他的外祖父孟嘉是當時社會名士，有很多藏書，陶淵明可以盡情地徜徉在書的海洋裏。這樣看來，似乎陶淵明在年少的時候就決定過安貧樂道的生活，可他為什麼要出任這次的鎮軍參軍一職呢？按照他的說法是因為“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盡管入仕並非自己的人生價值取向，但是如果碰巧時機垂青於自己，那麼也不妨撥轉車駕遊憩於仕途之中。於是，便準備起行裝，暫時離開田園，就任鎮軍參軍去了。表麵看來，這次出仕似乎是一次隨性適意的決定，與他安貧樂道的價值取向並沒有衝突。但是，當我們細看此詩的後半部分時，卻可以清楚地看到陶淵明在上任途中的矛盾心情，雖然他把這次入仕說成是一種時機的“苟冥會”，但是那種源自骨子裏的濟世救國、建功立業的價值觀念還是無法泯滅的。“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正是他矛盾心情的真實流露。而“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更將他的內心世界表露無疑。
那麼，陶淵明這次京口赴任做得怎樣呢？陶淵明做了劉裕的參軍後，劉裕並不重視他，他經常是無所事事。實際上，這個劉裕跟桓玄都差不多，他有桓玄一樣的野心，想過把皇帝癮，隻是他比桓玄更會裝。人家桓玄要做皇帝的時候好歹敢明著來，這個劉裕玩陰的，就是一個十足的“嶽不群”。他要不是在桓玄麵前裝得那樣給力，桓玄也不至於這麼快就嗝屁了。陶淵明不是傻子，他不久就看出劉裕的垃圾為人和瘋狂野心了。更讓人害怕的是，這個劉裕猜忌成性，很多在他手下任職的賢才都慘遭他的毒手。而且，桓玄敗死於江陵之後，劉裕全力鏟除其餘黨，凡不是劉裕那一家子的人隨時都可能遭遇殺身之禍，即便是那個曾經在在戰場上援救過劉裕的劉敬宣，他也害怕哪一天劉裕疑心病犯了會把自己宰了。劉敬宣怎麼說也姓劉，而且還是劉牢之的兒子，尚且這樣。你陶淵明，又算什麼呢？如果劉裕真的是看中你，那人家至少應該給你切實的任務，但劉裕沒有，隻是讓你沒事可做，空有一個參軍的頭銜，更何況，你還是桓玄的舊部呢？所以，陶淵明越想越害怕，再不走，腦袋就快搬家了。
就這樣，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陶淵明在劉裕手下幹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辭職走人了。陶淵明這種明哲保身，迫於環境的壓力不得不辭官的做法，在當時看來不愧為一個明智的選擇，早點離開那個是非之地，總比搭上性命強。
此時的陶淵明已經41歲了，就在他離開劉裕後不久，公元405年，他到劉敬宣那裏去做參軍了，這是陶淵明的第四次為官。前麵我們不是提到過劉敬宣嗎？當時陶淵明離開劉裕回到老家柴桑，而劉敬宣恰好就駐軍在陶的家鄉潯陽，離陶淵明在柴桑的家很近，這可能是陶淵明選擇在此任職的原因之一吧！不過，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陶淵明那顆濟世救國、建功立業的心還沒有徹底枯死，他還想繼續努力。
劉敬宣雖然頗受劉裕的器重，但是劉敬宣可不糊塗，他知道自己不是劉裕的親信。所以當劉裕任命他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時，他的內心更加恐懼，也曾一再推辭，後來上任也是膽戰心驚的。這個劉敬宣對陶淵明挺器重的，就這樣，陶淵明做了江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後來，晉安帝司馬德宗反正，劉裕的權勢更重了。這個晉安帝就是前麵提到的那個據說是患了小兒麻痹症的司馬德宗，桓玄做了皇帝後不久，劉裕就舉兵討伐他。桓玄哪裏是劉裕的對手，被打得屁滾尿流，隻好挾持司馬德宗逃到了江陵。桓玄死後，司馬德宗被恢複為皇帝。但是好景不長，桓玄的舊部勢力又卷土重來，桓玄的將軍桓振攻陷江陵，把司馬德宗給抓了起來。直到公元406年3月2日司馬德宗才恢複自由。於是，便有了安帝反正之說。當然，這一切都跟劉裕分不開。劉敬宣看到劉裕的勢力越來越膨脹，在朝中幾乎就是他說了算，驚恐不安的劉敬宣立即自表解職，為了保命，他自己不敢親自去建康呈交，讓陶淵明代替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