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高考製度恢複的準確消息以後，我先是回了一趟江口中學，從母親那裏取來高中時的課本。後來，又接連多次返回，報名、取準考證等等，因為那裏是我的戶口所在地和高中畢業學校。由於父親一生所遭遇到的政治迫害和磨難，他希望我選擇理科，認為那樣會安全一些，未諳世事的我沒有任何異議，母親對此也沒有反對。那一年不考英語，甚至不計參考成績，因此父親基本上沒幫我什麼忙，隻是對政治考試的題目做了一些預測。當然，勤雜員的活計少了許多，父親親自下櫥的次數也有所增加。
就這樣，全憑自己按提綱看書複習做習題，一個多月以後，我冒著凜冽的寒風，在縣城參加了第一次高考。當時全國有570多萬考生，隻錄取27萬。因為是第一次，誰都沒有把握，張榜公布參加體檢政審考生名單那天，全城的青年男女都湧向那惟一的十字街頭。毛筆黑字書寫在大紅紙上，名單是按考生所在的區和姓氏筆劃排列，全縣總共隻有一百來名。
記得那已經是黃昏時分，我在一個不太引人矚目的角落裏找到自己的名字。這是因為蔡字筆劃比較複雜，如果按漢語拚音，我就不會那麼靠後了。不管怎樣，當時還真有一種傳說中金榜題名的感覺。以至於我完全忘了，腳下站著的那塊土地正是幾年以前我親眼目睹母親被公開批鬥的地方。
體檢時我是一次過關，小小的鼻竇炎和一百多度的近視不會成為任何障礙。惟一遇到的尷尬場麵是外科檢查，所有的考生都脫得一絲不掛，而大房間裏有女醫生在場。那時黃岩沒有空調，醫院弄了一個燒煤炭的爐子給考生取暖。不難想象，輪到女生入場時，她們的臉色一定更加難堪。但在那個年代，意見最大也不會說出來，因為在人們頭腦的字典裏，根本沒有“抗議”這個詞。能夠走進那房間，已是千千萬萬人求之不得的榮耀，近乎於一種恩賜了。
政審時每個人隻需填寫一份表格，所有的欄目我都非常熟悉了。可是，在填寫家庭出身時我又沒了自信，加上父親的“摘帽右派”、舅舅的海外關係和曾經的“反革命分子”的母親，很有些惴惴不安。那時仍然是“有成分論”，但“不惟成分論”，這句似是而非的話有著充分的靈活性。“政治表現”一欄由不得我來填，不知道我高中時代的棋友盧校長或班主任J老師會不會寫上“學習委員職務被撤”字樣。反正那年春節前後，我翹首以盼的“入學通知書”一直沒有寄來。
等到元宵節後，我十五生日來臨，那些幸運兒們陸續離開黃岩，上大學去了，我那殘存的美夢也終於清醒了。好在父親和母親都沒有任何的不高興，相反，他們覺得我年紀小，再複習半年，應該能考出更好的成績。尤其是父親，他對我和對時局一樣都比較有信心，或許他企盼著，我能考上他的母校——北京大學。
第二次高考是在1978年7月，那次英語可以選考了，且分數作為錄取時的參考分，父親臨時教了我幾個星期。我還到黃中的高複班聽過幾次，其中教數學的方老師是我縣中的兩位棋友之一，後來我選擇山東大學數學係也與他有關。有一天，我和方老師一起在校園裏蹲廁來著，那是一間隻有六、七平方米的小平房，放著四、五隻木製馬桶。方老師正在捧讀《光明日報》上轉載的一篇報告文學，詩人徐遲所寫的《哥德巴赫猜想》（原載《人民文學》），便繪聲繪色地講給我聽。
回家以後，我和父親說起此事，他隨即去找來那份報紙，讀罷和我一樣的興奮。細心的父親發現，徐遲提到的三位數學家中，惟有潘承洞是山東大學的一名講師（當年晉升為教授），陳景潤和王元都在科學院做研究工作。於是我的誌願裏便有了山大，沒想到的是，後來我不僅被錄取，還被選擇進了少年班，繼而成了潘承洞的研究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