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後，我才了解到高考招生製度恢複的一些內幕。就在我參加地區象棋比賽回來，高中畢業典禮開過的那會，即1977年7月，20世紀的傳奇人物——鄧小平又一次複出。他擔任第一副總理，主管教育和科技。不久，他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一個小型科教工作座談會。會前，教育部以“來不及改變”為由，仍然維持原先的推薦上大學，並把方案報送中央。
參加座談會的大多是赫赫有名的大科學家，三天以後，職位最低也最沒有包袱的武漢大學副教授查全性①忍不住了，公開揭露推薦上大學的弊端，主張立即恢複高考，並建議來不及的話當年可推遲招生。這個意見正中鄧小平的下懷，他要求教育部長劉西堯（父親萬言書的收信人）立即把報送中央的報告追回來。
在這樣的形勢下，從8月中旬開始，教育部再次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結果曆時一個多月（比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還久）仍沒有結果。最大的障礙和阻力來自於已故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曾在1971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上圈閱“同意”兩字，並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全國，“推薦上大學”的招生辦法由此成為金科玉律。
其實，大部分與會代表都不支持《紀要》，卻沒人敢站出來反對。這裏麵應該有“兩個凡是”思想在作怪，後者是在同年早些時候由華國峰提出並推行的，也因此成為他下台的緣由。此時此刻，又有一個小人物起了關鍵作用，他就是《人民日報》社記者穆揚②。穆揚就教育部的會議展開調查，並將一些代表的意見寫成一份內參。這份內參給了鄧小平說話的機會，幾經沉浮以後，他比任何時候都要沉著老練。
鄧小平不露聲色地表示，這份材料講了《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值得大家一看。原來，穆揚披露了《紀要》的定稿人是姚文元和張春橋。既然是“四人幫”所為，那推翻起來就不難了。即便如此，從9月20日教育部傳達鄧小平對內參的看法，到10月21日宣布高考恢複，還是花費了一個多月時間。父親之所以遲遲沒有傳授木工技藝給我，想必是事先聽到了風聲，或是有了某種預感。
按照各大媒體公布的決定，恢複高考後的招生對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幹部、往屆和應屆高中畢業生。我正好屬於最後一類，我還記得，父親看到報紙上寫著的“應屆高中畢業生”這七個字時臉上興奮的表情。決定還宣布，學生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最後一條如今早已被廢棄，但在當時卻頗為誘人，它讓學子和家長吃了顆定心丸。決定同時還宣布，本年度的高考將於一個月後在全國範圍內進行。
說到高考，容易讓人想起古代的科舉製度。這裏的“科”與“科學”無關，而是因為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實際上，主要是文科，一年一試，考的是八股文。雖說明清時也設武科，三年一試，考騎射和舉重等武藝，但影響不大。可以說，科舉是古代讀書人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不過那時選拔的結果是做官，與如今的公務員考試更為接近，而高考隻是邁入大學的通行證。
魏晉以來，官員多從高門權貴的子弟中選拔，許多出身低微但得才兼備的青年被埋沒。為改變這種局麵，隋文帝用分科考試來選舉人才，隋煬帝時正式設置進士科，考核參選者對時事的看法，最後按成績任用人才，科舉製度正式誕生，一直延續到清末。文革期間，雖然官方絕口不提，但我們都聽說過秀才、舉人和進士，還有探花、榜眼和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