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全校師生一起，在大禮堂和天井裏收聽有線廣播。沒想到的是，北京追悼會後的一天，學校布置下來任務，要求次日下午各班自行組織再舉行一次追悼會。教英語的班主任J老師決定，讓我擔任我們班追悼會的主持工作。這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因為我既不是班長，也不是副班長。不過以前聽女同學私下裏議論過，我是班上最拿得出手的男生。另一方麵，連續一兩個小時站在黑板前，不僅我沒有做過，其他同學也沒有做過，因此既忐忑不安又頗為興奮。
到了那一天，我上身穿一件白襯衣，下身穿一件黑褲子，鞋子的顏色記不得了，反正那時我還沒有皮鞋。時辰一到，在班主任和全班同學的注視下，我走上講台，莊嚴地宣布“偉大領袖毛主席追悼大會現在開始！”學校有限廣播播放起哀樂，我帶領大家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三鞠躬。接下來，同學們輪流上來讀自己寫的悼念文章，我隻需按事先列好的名單念名字就行了。
我隱約記得站在台上看台下的情景，同學們個個表情嚴肅，連續幾個小時一動不動，甚至那些想上廁所的也不敢吱聲或舉手。看到這一幕，我一方麵心情沉痛，另一方麵偶爾也有點忍俊不禁。終於發言全部結束，我宣布追悼會閉幕。那會兒哀樂沒有再響起，因為各班結束的時間不一樣。
追悼會開過以後，我清醒了許多。（因為）我已經確信，“毛主席萬歲”的神話破滅了。不過，我還要再等四年，才有機會來到天安們廣場，親睹“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遺容。站在曆史的高度，從32年後的今天出發，去看待那個永不再現的場麵，再去比較封建王朝的國葬，同樣的規模宏大、氣勢恢弘。在這個意義上，我比較讚賞美利堅合眾國的做法。
1994年秋天，與毛澤東有過曆史性握手和會麵的理查德·尼克鬆去世時，我剛好在加利福尼亞，在電視裏目睹了葬禮的全過程。那場葬禮是在尼克鬆的故鄉——加州小鎮約巴林達舉行，就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圖書館的草坪上。到場的除了尼克鬆的親屬和生前友好、同事以外，還有在世的曆任美國總統，總共隻有一兩百人，依然不失隆重，時任總統的克林頓和大主教格雷厄姆致詞講話。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克林頓提到了尼克鬆的首次訪華。
接下來是1976年的謝幕戲，“四人幫”被打倒，或曰被粉碎，我們有了“英明領袖華主席”。天下本應該從此太平了，可是文革的餘孽仍在作怪，全國各地又迅速開展起揭批“四人幫”爪牙的政治運動。如同“反右”時一樣，這場運動又有被擴大化的傾向，連江口中學這樣的小地方也要揪出一兩個“爪牙”來。結果呢，我母親作為曾經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又被選中了，校內黑板報上出現了揭批母親的大大字報，那可能是我的棋友兼“伯樂”盧校長首肯的。當然，如果真是這樣，他也一定是迫於無奈。幸好，上述危險的趨勢被上頭適時控製。
母親未受深究，反倒是我，一個小小的學習委員，被班主任撤消了職務。記得那是一個冬日的早晨，那位不久以前讓我主持毛主席追悼會的J老師在一次晨讀快結束時突然宣布，“因故撤消蔡天新同學的學習委員職務，由某某某同學接任”。這是文革期間我個人遭受到的最大打擊。不知道，這位膽小怕事的班主任有沒有為這個決定後悔過。
我畢業後不久，江口中學的高中部便被取消了，再後來，它遷往江口鎮（如今又叫江口街道）。多年以後，我曾一個人悄悄地走訪母校遺址，發現那片橘林已夷為平地，建起了廠房或大樓。石板窟的新校舍也不複存在，變成了經濟開發區的一部分，而山下廊的舊校舍則變成了一所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