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我想扼要地描述羅蘭斯基最後一次出逃的計劃。東方快車在波蘭西南部的卡托維茨有一個停靠站，那裏離開他的故鄉克拉科夫不遠。這是一列嶄新、漂亮的法國火車，每節的走廊中央有一個洗手間。洗手間內有比較低矮的吊頂，用來遮住各種難看的管道。波蘭斯基有辦法在波蘭段進入車廂，但為了鑽進並蜷縮在洗手間上方，需要有人幫助。作為一項判國投敵的同謀罪，這可能會被判處幾年或十幾年的有期徒刑，但波蘭斯基卻順利找來兩位朋友幫忙，足見他那時已具備導演的號召力。
一天，三個年輕人在華沙車站上了火車，還帶著一瓶準備慶祝用的伏特加。沒想到的是，三個人先是在撬開吊頂的螺絲時遇到了麻煩，浪費了許多時光。等到他們終於把頂蓋打開，發現上麵的確可以藏匿一個人時，卻又遇到了新麻煩。一來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在火車開到捷克斯諾伐克的國境線之前那兩個朋友無法把卸下的螺絲重新擰上；二來頂部已經被他們嚴重損壞，細心的邊防警察看上一眼就會引起足夠的懷疑。
沒有人願意冒這個險，於是隻好放棄計劃。那天晚上，三個人在返回卡托維茨的旅途中喝醉了酒。其實，巴黎本是波蘭斯基的出生地。準確地說，他出生在一個僑居巴黎的波蘭猶太人家裏。但他童年時，因為家庭受到反猶太主義浪潮的迫害而返回波蘭克拉科夫老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父母和叔叔等先後被德國人抓緊集中營，雖然後來做畫家的父親幸免於難，但母親卻慘死在納粹的毒氣室裏。在斯大林時期，波蘭斯基同樣感覺到心情不舒服，於是有了出逃巴黎的想法和行動。
遺憾的是，當我抵達巴黎時，那兩列“東方快車”都已經停開了。即便不這樣，我乘坐的方向也與波蘭斯基當年向往的恰好相反，且我持有的護照難以讓我穿越那麼多國家。雖然後來，我曾有幸六度到訪伊斯坦布爾，卻與莫斯科擦肩而過。2002年夏天，我從布拉格乘火車去往華沙，滿以為會經過卡托維茨，沒想到火車卻從偏離卡托維茨一百多公裏的弗羅茨瓦夫呼嘯而過。
我不知道，如果文革晚五年或十年結束，我們這代年輕人會做出什麼舉動？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值得探討的假設。可我那時隻是一個外省少年，即便文革再延長15年，我也隻是一個外省青年。我的故鄉適才開通一支鐵路，並且遠離國境線，除非偷偷搭乘遠洋輪船？那樣又太冒險了吧？偷渡客的下場可不大好。因此這個問題要問生活在京城裏的年輕人，那裏離開蒙古邊境也不遠，比如朦朧詩人，或者星星畫派的藝術家，他們比波蘭斯基小不了幾歲①。
海門是一座依江濱海的深水良港，因為這一優勢，後來她終於取代千年古城臨海，成為台州市府的所在地。可是在文革期間，它也和溫州一樣以武鬥出名，我們並未作停留。從海門到新河的航程我已經記不得了，兩岸的風景並沒有觸動我的想象或靈感。終於到達了新河中學，果然是一所老牌名學，校園樹木蔥鬱，麵積不少於黃岩中學，據說還曾是省重點中學。當晚我們住在新中特意騰出的幾間大教室裏，第二天與該校的師生代表作了交流。
我現在願意相信，出發前許老師他們一定做了精心準備，因為畢竟，江口中學是一所默默無聞的學校。第三天，我們又繼續出發，走路前往下一個目的地——溫嶺中學。那次造訪我倒是有些記憶，似乎溫中是建在一座小山腳下，有清泉從山坡上沿著劈成兩半的竹管汩汩流淌。那以後，我和同學們便分散了，他們和老師們一起踏上歸途，我則隨母親去爺爺老家。那是城北區橫峰鄉的一座村莊，叫莞渭蔡（也作觀渭蔡），離開縣城大約有十裏地，有內河船隻可以通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