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兵從駕駛座後麵的位置上跳將下來。她戴著紅五星的軍帽，啪地向我敬了一個軍禮。——題記
拉練或野營，這本來是軍人訓練的一個重要環節。但在文革期間，學校響應毛主席號召，組織同學們學習工農兵，這個詞的含義也被拓廣了。我讀高一的時候，江口中學組織了一次拉練活動，目的地是溫嶺縣，準確地說，是溫嶺縣的兩所中學。溫嶺在黃岩以南，溫州的樂清以北，在曆史上也曾分屬這兩個縣。明代始置縣治，取名太平，直到1914年，因外省有三縣同名，才改為現名。如今，溫嶺早已經升級為市，並且是新千年第一縷曙光照耀到的地方。
就像如今的孩子們盼望春遊或秋遊到來一樣，那時的我對拉練格外期待。隻是學校借不到那麼多帳篷，即使借到了，也沒有汽車那樣的運輸工具，因此我們沒有露營。我們輕裝出發，投宿兄弟中學，那還是通過早年在溫嶺任教過的一位許老師的關係。溫嶺是我爺爺奶奶的老家，但因為我從小與父親家族的親戚接觸較少，因此從未去過。那次母親也跟著我們一起出行，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大好事，母親答應，拉練結束後帶我回爺爺老家。
回想起來，那次拉練是我有生以來走得最遠的地方，但並非全程步行。由於江口鄉的南麵被方山阻隔，我們必須先向東走到海門，再從那裏搭乘內河船到新河。這條路線上的地名大多不為我所知，但對母親來說就不一樣了，可以說如數家珍，尤其是快靠近海門的時候。母親在調任黃岩以前，曾在海門文化館工作，那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未名就是在海門出生的。
按照學校部署，每個班級編成一支隊伍，相當於一個加強排吧。每個年級就是一個加強連，好象還扛著一麵旗幟。這樣一來，全校同學就組成了一個拉練營。我和母親自然不能走在一起了，這反而使我未受那些地名和往事的侵擾，沉湎於一種想入非非的境界。很顯然，我受到那些文革時期可以觀看的戰爭影片的影響，比如前文提到的《南征北戰》、《奇襲》和《渡江偵察記》。但那會兒，我的腦海裏並不是浮現出某一幅軍事地圖，或者吉普車和摩托車在盤山公路上追逐槍戰，而是幻化出一幕神奇的景象。
在廣闊的平原上，我和同學們邁著整齊的步伐行走在大路上。突然之間，從後麵趕上來一輛三輪摩托車。一位女兵從駕駛座後麵的位置上跳將下來，她戴著紅五星的軍帽，啪地向我敬了一個軍禮：“報告師長！軍長請您去一趟，軍部有緊急會議。”我回答一聲“知道了”以後，便坐上那輛摩托車走了。
這一係列的動作和語言，使我的同學們既驚訝又羨慕。原來這家夥是個穿便衣的首長呢。哈哈，這樣的白日夢足夠甜蜜的吧，當然也無法實現，我也不會告訴任何人。但我卻一路走著，一路幻想，直到莊稼地逐漸從兩旁消失，我們進入了海門城區。
不知道這樣的白日夢裏，是否有出逃或逃亡的心理？反正多年以後，我饒有興味地讀完了波蘭電影導演羅曼·波蘭斯基的自傳。之前我已經看過他拍的電影《苔絲》，對影片中描述的主人公安吉爾“出走”已有所感觸。後來我來到巴黎，渴望著乘坐“東方快車”去旅行。到那時為止所謂“東方快車”有這樣兩列，都從巴黎出發，一列開往伊斯坦布爾，另一列開往莫斯科。
說到伊斯坦布爾，那是一座橫跨歐亞兩個大陸的城市，讓我想起了有關比利時大偵探波洛的電影《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案》（依據英國作家阿加莎·克裏斯蒂的同名小說改編）。莫斯科則讓我想起波蘭斯基。在波蘭斯基那部出版於上個世紀80年代的自傳裏，寫到冷戰時期他在禁錮的祖國感到壓抑，試圖逃往西方的種種方案。下麵允許我一一道來。
波蘭斯基的四套方案分別是：第一、從陸路徒步穿越捷克-奧地利邊境，第二、從水路去東德再設法進入西柏林（那時還未修築柏林牆）；第三、從波羅的海劃船去丹麥的博恩霍爾姆島；第四、搭乘從莫斯科開往巴黎的東方火車。最後一一失敗了，波蘭斯基的同胞、著名導演瓦伊達卻看中了他，讓他在自己的一部影片中扮演一個小角色，從此步入了影壇。再後來，羅蘭斯基利用自己的蒙太奇技巧，在巴黎過上了奢華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