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想要摹仿行走時，他創造了與腿並不想象的輪子。——阿波利奈爾
我在王林施村學會了遊泳，而在山下廊村學會了騎車。在中國，和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一樣，會騎自行車的人比起會遊泳的人來比例要高出許多。原因非常簡單，騎車比遊泳容易學。可我為何卻先學會遊泳呢？原因也很簡單，我學遊泳是為了保護自己，王林施村三麵臨水（有時會發大潮水），即使學會了騎車，也派不上大用場。而山下廊村就不同了，它有大路直通縣城，學會了騎車，進城時間至少可以縮短一半以上。
我是在江口中學的那半個籃球場上學會了騎車，至於我從誰哪裏借來學車用的自行車，又是誰教會了我？已經記不確切了。最有可能的是，江口中學校辦工廠的工人師傅幫助了我。那家工廠主要製作地球儀，銷售給全國各地的中學。他們用石膏製造出地球模型，再從外地印刷廠買來印好的按經度裁剪開的地圖，糊裱上去。
前一道工序是這樣的，先用石膏烘烤模型，再用粗細不同的砂紙反複打磨，直到做出光滑圓潤的球來。不難想象，車間裏白色的灰塵滿天飛，不利於身體健康，工人師傅都戴口罩。當然了，這些細小的顆粒也會飛入教室、宿舍和食堂。後一道工序需要用特殊的粘膠，按經度30度為一單位，一條條粘貼上去。這無疑需要耐心和細致，稍有偏差，便要返工，重新用砂布打磨掉，就像修補汽車的油漆那樣。
自從我來到山下廊，發現校園裏有這家地球儀製造廠以後，一有空便往廠裏跑。本來，我在王林施村時便開始畫外國政要的訪華路線圖，不久又開始畫自己的旅行圖，但我描摹的對象是平麵的地圖。現在可好，立體的比較真實的地球儀擺在麵前，我自然是看不夠了。比如，我終於發現，原來故鄉黃岩在地球另一端是一個叫阿根廷的國度。久而久之，校辦工廠裏的工人叔叔阿姨也喜歡上了我。他們隻做地球儀，對那上麵的國家和城市沒什麼興趣，不過，有時為了逗樂，也會隨意拿一個地名來考我。要是我答不出，他們會露出得意的笑容。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曾想到，我長大以後，會遊曆這個地球儀上（的）許許多多的國家和城市，包括當初沒有回答出來的地方。
說到這家校辦工廠，它和我父親工作的模具廠，還有“五七”幹校，都是毛澤東“五七”指示的產物。那是1966年5月7日，他看了軍委總後勤部的一份《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批示，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
這些指示中，“縮短學製”一條讓我後來成為少年大學生有了可能，比起現在的年輕人來，我少讀了三年書。可以說，“五七”指示成為文化大革命辦學的方針，造成了教育製度和秩序的混亂。或許，這是毛澤東文革前對理想國的一次構想和展望。他心目中的美麗新世界，是以所謂人的全麵發展、社會的封閉自足為特征的，那是政社一體化的農業文明的典範。
值得一提的是，“五七”指示是毛澤東批複在廣東汕頭郊外一個叫牛田洋的生產基地的報告上的。三年以後的一個夏日，正好是我小學一年級的暑假期間，一場12級的台風在汕頭登陸。為了保衛“五七”指示的發源地，部隊戰士和大學生們排成人牆，試圖“人定勝天”，結果有553人葬身風暴海浪。可是，如前文所言，“五七指示”對我個人來說還真有所收獲，它節約了我的時間，或者說是延長了我的生命。
自行車的發明是一項革命性的技術成果，雖然它的原理比起汽車和飛機來要簡單得多，但卻不是一兩個人所能完成的。1874年，英國人羅鬆才為它裝上鏈條和鏈輪，用後輪來推動前輪，那被認為是第一輛真正具有現代形式的自行車。12年以後，羅鬆的同胞斯塔利從機械學和運動學的角度出發，為自行車設計了前叉、車閘和鋼管製作的車架，並使前後輪大小相同，還首次使用了橡膠車輪。同時他還改進了生產自行車部件用的機床，因此被後人尊稱為“自行車之父”。一年以後，愛爾蘭獸醫鄧洛普從醫治牛胃氣膨脹的方法中獲得啟示，他發明了充氣輪胎。
可是，在我看來，法國人西夫拉克才是對自行車貢獻最大的人。他率先用木頭製造了一輛自行車，沒有車把、腳蹬和鏈條，外形像一匹木馬。尤為重要的是，木馬的腳下釘上兩個車輪。那是在1791年（《紅樓夢》在同一年誕生），西夫拉克自己騎在低矮的坐墊上，兩腳著地，向後用力蹬，使車子前進。bicycle的名字由此而來，bi在法文和英文裏的意思都是“兩”或“雙”，而cycle即輪子。
難怪20世紀法國詩人、立體主義繪畫批評家阿波利奈爾也為之感到驕傲，“當人想要摹仿行走時，他創造了與腿並不想象的輪子”。也就是說，這不是一種單純的仿製，而是一種機智的想象力。從非歐幾裏得幾何學的觀點來看，圓和直線原本就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