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毋庸置疑，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得體，就會推動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相反，濫用創新工具，就會像這次美國次貸危機那樣，嚴重破壞金融體係的穩定，從而迫使實體經濟不得不提前進入“大蕭條”的深淵。二十國集團華盛頓峰會在加強金融監管的問題上會達成高度共識，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家從此就會否定金融創新。尤其是現在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更需要金融創新。正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缺乏金融創新的能力，才使得我們沒有像美國那樣有很多的風險投資家願意承擔技術創新的商業風險，不斷培育出世界一流的品牌企業；才使得東亞製造業的競爭優勢所帶來的巨大外彙財富在境外投資的運作績效十分低下，這嚴重製約了各國政府財政政策在國內的有效實施。另一方麵，美國這場次貸危機給東亞各國的金融改革（如創新和監管製度的匹配等）提供了很好的反麵教材，這將使得東亞各國今後的金融創新能夠少走彎路，發揮“後發優勢”，為本地區經濟的產業機構轉型提供更加切實可靠的支撐和服務。
東亞各國正在為恢複國際金融市場的“信心”開展積極有效的“合作”，通過共同的務實和及時的救市行動，來擔負起東亞在世界經濟舞台上舉足輕重的“責任”。比如2008年10月，中日韓三國與東盟其他國家一起，從自己的外彙儲備中拿出了總額達800億美元的資金，建立了多邊合作模式的亞洲共同基金。雖然中國人均收入還很低，國內發展又不平衡，但是，中國還是和已經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行列中的日韓兩國一起，主動承擔了基金中80%的美元資產。這項基金將在今後維護東亞地區金融體係的穩定中，發揮出比《清邁協議》的雙邊合作更為有效的救市效果。
三、中國給二十集團峰會添上厚禮和誠意。
2008年年底，因為受到歐美經濟和資產價格重創的影響，中國企業的業績增長和國內就業狀態正在經曆一個嚴酷的“寒冬”，中國消費者的購物信心和股市、樓市的投資信心也都受到了不可小視的負麵影響。另外，在中國金融體係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銀行業，也因為擔心未來企業的業績下滑而出現了厭惡風險的“惜貸”行為。而另一方麵，歐美市場的流動性危機要求政府加大力度向市場注入資金，這使得政府債務負擔沉重不堪，繼續無節製地放債又會引起本國大眾和海外投資者對美元信用喪失的進一步恐慌。於是，歐美期望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像中國這樣的外彙儲備大國能夠慷慨解囊，幫助它們遏製多米諾骨牌效應繼續擴大的風險。麵對這樣紛繁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對世界經濟和全球金融穩定的最大貢獻！如果說，這一說法代表了中國政府危機管理的深遠戰略，那麼，國務院公布的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就是我們亮出的具體克服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國牌”——她是我們獻給二十國集團峰會最厚重的禮物和誠意。這些擴大內需的措施除了釋放出此次危機的凶險程度超過以往的信號之外，也表明了雖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還處於發展中國家地位的中國，願意和周邊發達工業國家一起，共同應對危機、承擔救市責任的堅強決心。
這次為落實十項措施所啟動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的組合，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史無前例的危機應對方案。而且，在執行過程中，國務院還要求各級政府務必做到：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事實上，這也是總結了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宏觀調控政策變化過程中所積累的寶貴經驗和教訓，它也會成為中國政府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上，代表發展中國家對歐美政府提出強化有效救市舉措要求的鮮明立場。否則，歐美金融機構濫用金融創新工具的錯誤會讓更多發展中國家卷入危機，這是既不公平也不負責任的態度，更是廣大新興市場國家不願接受的結果。
另一方麵，我們也能看到，這次在危機嚴峻時刻出台的十項擴大內需的措施，不單單是一個危機管理的方案，它還將近期的危機管理目標和中長期中國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轉變有機地結合起來，充分體現了中央“促增長（比如已批準內地和邊遠地區西氣東輸、核電工程、水利樞紐工程和機場項目等）、保就業（比如提高出口退稅率、調整出口關稅等）、重民生（比如建立災區重建基金，批準改善生態環境的林業建設項目）、求變革（比如經費使用的製度變革，沿海城市的產業升級扶持等）”的戰略意圖和務實態度。我們相信，在當前這一全麵展開的、到2010年總規模為4萬億元的內需擴大政策的推動下，隻要加強項目透明性和核準製，各級政府用好錢，避免形象工程和重複建設等，那麼，中國經濟一定會因禍得福。也就是說，全球的金融危機一定會使中國經濟的發展跨向一個更高、更新的台階。同時，世界各國也能在中國擴大內需的經濟變革過程中分享到參與者的成功快樂，以及大家財富增值所帶來的雙贏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