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東亞合作與新興市場經濟 坦誠、務實才有共贏
2008年11月，世界矚目的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在華盛頓召開。從參加的陣容中，已經能夠看出主辦方——西方七國首腦所表現出來的“焦慮”心態和來自石油美元、商品美元國家這些特殊嘉賓們對“務實”的渴望。產生“焦慮”的心態是因為歐美國家在金融大海嘯中，已被流動性恐慌“拖”得疲憊不堪，實體經濟也在出現大幅度滑坡，它們十分希望擁有最多美元的新興市場國家能盡快地加入到這場聯合救市的浪潮中，同時也要通過這樣的峰會給出一個危機發生的客觀理由，來安撫新成員極度不滿的情緒，從而保證自己建立起來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能夠繼續發揮作用。而另一方麵，由於對歐美消費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嚴重依賴，在這波流動性恐慌、資本外逃的風波中，各個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戰略、吸引外資戰略和維係在此基礎上的國內消費和投資都受到了不可小視的創傷。經濟增長的放慢、勞動就業的萎縮、金融市場的低迷已經讓有些新興市場國家陷入了深度危機，並引起了因對政府危機管理缺乏信心而造成的社會紊亂局麵。為此，早已習慣在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框架下生存和發展的新興市場各國政府都被這突如其來又一發不可收拾的美國金融大海嘯攪得動蕩不安，都帶著“務實”的渴望，準備最大限度地責成歐美國家政府拿出更有效、更具體的救市措施以盡快恢複麵臨癱瘓的國際金融體係。於是，要平衡兩大政營的不同利益，就得“平心靜氣、開誠布公”地探討具有實質性和可操作性的救市方案及變革措施。
一、二十國集團華盛頓峰會的焦點。
筆者認為，焦點應該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客觀地交換各國受到危機影響的信息，確認金融大海嘯在歐美國家的惡化程度和向全球蔓延的嚴峻局勢，在減少信息不對稱的基礎上，反思和回顧聯合救市的經驗和教訓。二是達成當前遏製多米諾骨牌效應，聯合救市的戰略和戰術共識。在這場世界經濟失衡格局中所爆發的濫用金融創新的現代金融危機，要讓新興市場國家更多地參與美元流動性的注資行為，比如降息和國債追加投資等，歐美應該最大限度地保障新興市場國家的利益，比如擴大投資範圍等。如果連這點兒承擔“責任”的胸懷都沒有，而是過分強調本國的國家利益和安全，那談判的結果就很有可能是大家都無功而返、無獲而歸。這是最糟糕的雙方利益將受到嚴重損失的結局！三是變革國際貨幣體係，尤其是要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參與危機救助的條件、啟動程序和投入力度的保守原則。當然，現有救市資金受限的問題也會拿到桌麵上來進行商議。新興市場國家所強調的多邊救市機製（比如亞洲貨幣基金等）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歐美發達國家的認可，這也是危機帶來變革的一個看點。四是對這場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金融創新”業務的濫用問題，如何加強信息披露、內外監管範圍和模式以及配套的市場價值評估的合理方法都會展開一場激烈的討論。至少，要求千篇一律地推行修改後的監管模式，一定會因為不切合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體係運行的實際情況而很難得到新興市場國家的讚同。相反，新興市場國家責成歐美國家提高監管力度是否會損害歐美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體係中的核心競爭力，這也是決定今後國際金融秩序能否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五是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世界經濟失衡的有關問題。長期以來貿易一直是發展中國家走出貧困的重要手段。如果能確保各國繼續遵守對自由貿易的承諾，兌現發達國家此前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承諾，以及由此積累起來的國際收支順差和逆差問題，這也是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中國擴大內需措施的有力推行就是今天我們在解決世界經濟失衡所造成的金融危機問題上所作出的最實質性的貢獻。
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把一直以來隱藏在美國信用文化和支撐全球財富有效運作的美國金融創新體係中的問題充分地暴露了出來。由於這些問題和各國固有的問題交雜在一起，使問題變得更加嚴峻和複雜，所以，這次華盛頓峰會能否抓住大家共同迫切需要解決的核心重大問題，而不要在一些局部問題上糾纏不清，將決定這次會議的成果能否盡早發揮作用，從而將世界經濟真正帶出流動性恐慌的危機狀態。
二、二十國集團峰會議題留給東亞金融發展與合作的空間。
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在長時間以來，金融體係一直是在政府過度保護（過度監管）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金融資源配置過程中的風險都由國家來負擔。比如，固定彙率製度、零利率政策、資本賬戶管理等。雖然這有利於我們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發揮價格競爭力，但是，因為中國和東亞的金融機構與大量出口企業沒有能在變幻莫測的價格中學會控製風險的本領，所以，當美國經濟發生惡化時，很容易就會受到衝擊！例如韓國就成了“第二個冰島”，陷入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其原因在於韓國對外金融開放度很高，同時對外貿易依賴過重，所以，當外資大規模撤離、韓元大幅度貶值時，韓國經濟就繼1997年東亞危機之後再次陷入了更為慘烈的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