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土地價格不斷上漲的現象，除了日本國土有限、買房安居的強烈文化意識等因素支持房地產剛性需求以外，事後日本很多學者還指出當時日本稅收政策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由於在土地取得、持有和轉讓的過程中，日本稅製集中在交易過程中，而持有土地的稅負較輕，這就嚴重影響了市場土地的供給，造成了樓盤價格不斷上升。另外，由於土地價格的扭曲，誇大了土地擁有者的融資能力，這是造成地價泡沫破滅後銀行不良資產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認的是，在這方麵，監管模式的落後也為銀行過度放貸提供了“良機”。由於資本充足率在順周期的時候都會因為資本市場的價格泡沫效應而增加，於是，銀行會更加放鬆警惕地進行放貸。日本泡沫的破滅不是因為沒有監管，而是因為監管不到位使受到監管的人放鬆了“自律”的警惕性，從而導致信貸膨脹、資產泡沫的結果！
其次，救市政策的“退市”工作沒有完成，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反而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
1987年美國股災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各國都在擔心市場的崩盤是否會影響到實體經濟的發展勢頭。於是各國央行都在降息，向委靡的市場輸送流動性。在麵臨日元大幅升值和外部環境惡化的壓力下，尤其是受到當時美國政府改善國際收支平衡的外壓，日本政府一方麵希望通過低息政策來保持日元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麵也想通過寬鬆的貨幣環境來刺激內需增長。尤其是當後期泡沫經濟狀況已十分明顯的時候，日本政府還是沒有輕易加息。
更為主要的問題是，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當時是鎖定在穩定一般物價水平上的。當物價水平較低，而且沒有明顯的反彈跡象，經濟也還在不斷向好的方向發展的時候，即使資本市場泡沫經濟的隱患已經很大，但是日本央行也認為自己不能“越權”去控製資產泡沫。事實上，後來日本很多的學者都指出，日本央行對穩定物價的學理認識不清，泡沫經濟的後果要麼是貨幣泛濫造成通貨膨脹，要麼是財富被吞噬、消費和金融投資能力喪失所帶來的通縮加劇問題。不管是哪一種結果，都和央行穩定物價的目標有關，所以央行不能不管！
但是，日本央行當時確實麵臨著“兩難的選擇”：一種狀況是，明明當時的資本市場是未來經濟發展強盛的一種表現，那麼采取緊縮貨幣政策會不會扼殺日本潛在的經濟增長力？另一種狀況是，明明是一個“非理性的瘋狂”我們卻把它看成是一個“新經濟時代的到來”而沒有采取應有的措施。事後看來當然是第二種情況，而且，從理性的角度來講，即使放過增長的“好時機”，日後再有的放矢、追加投資也不晚，也不會遭受太大的損失。相反，在該果斷應對泡沫的時候遲遲下不了手，這樣造成的危害，隻有經曆了泡沫經濟破滅後近20年經濟衰竭的日本，才會感到其嚴重性。如果時間能夠倒流，那麼日本央行所采取的政策一定會重視民生而抵禦美國所施加的外部壓力。可惜的是，當初日本央行所麵臨的內外環境都不利於它及時地過渡到防通脹和資產泡沫的環節中。
最後，日本社會全體不斷膨脹的自信心遏製了日本政府決策上的調整能力。
日本當時經濟基本麵非常良好，這讓日本社會模糊了自己擅長的東西和不擅長的東西之間的差異，更藐視了泡沫經濟一旦破滅後所帶來的深重後果。這種自信心主要來自於以下幾個方麵：一是美國股災後日本經濟“一枝獨秀”的格局十分明顯。無論是經濟增長率、物價水平、投資規模、信貸增長還是“日本製造”的世界影響力，都讓這個資源有限的地理上的小國不斷地演變成為經濟規模最大、技術最佳的世界強國。在對歐美經濟受股災影響的情況不十分了解的前提下，日本社會自我膨脹、低估他人的“自信心”壓倒了一切。二是日本經濟的世界存在感越來越強。由於日元升值，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規模不斷增加，再加上日本製造業技術創新能力不斷顯現，日本的企業經營模式被世界各國效仿研究，日本鄙視他人的心態也越來越明顯。而且，日本出口所創造的外彙儲備和日本銀行業的資產規模與日俱增，這使得日本政府和企業作為外國債權人的地位日益顯赫。三是求勝心切。日元國際化和東京國際金融中心的夢想讓日本社會上下忽略了自己金融環境十分脆弱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