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東亞合作與新興市場經濟 日本“泡沫經濟”的命運會在中國重演嗎？
日本泡沫經濟破滅至今已過去整整20年了。對於今天的中國經濟而言，這是一段不能忘記和忽視的曆史事件。就當時的經濟環境來看，雖然跟今天相比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在形成泡沫的機理和社會對待泡沫經濟的反映上看，兩者卻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這不禁使筆者想起在和很多日本學者的接觸中，他們對那段泡沫曆史經常百感交集地說起的一段共同的“反省”：我們當時就是無法區分股價和樓價的一路高歌，究竟是“非理性的瘋狂”，還是意味著“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
為此，本文寫作的目的不在於感歎中國經濟已經陷入了日本式泡沫經濟的深淵，而是呼籲社會上下，在中國經濟進入“後危機時代”的十字路口中，一定要驅散周圍的迷霧，找準方向，去迎接“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千萬不要像日本當年泡沫經濟那樣——事後為“非理性的瘋狂”而付出漫長的沉重代價！
一、泡沫經濟特征很難識別。
日本在1987～1990年年初所經曆的泡沫經濟時代也正是日本經濟迎來新一輪增長的階段，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礦工業生產指數的上漲率即使低於高度經濟增長階段的極佳表現，也分別達到了平均5.5%和7.2%的高水平。尤其是對經濟貢獻最大的固定設備投資增長率幾乎達到了高度增長期的20%。而個人住房投資和隨之而來的家電消費也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時代。但是，當時的物價水平，由於日元在1985年“廣場協議”後大幅升值所帶來的便宜的進口產品增加（1987年美國股市崩盤，世界經濟處在通縮的陰影中）和日本企業國內供給能力不斷加強等原因，並沒有跟隨當時貨幣供應量的迅速膨脹而上升，而是一直處於較低的狀態。1988年日本批發物價指數的通脹率是0.7%，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通脹率隻有0.2%。但是，不能掩飾的是，當年資金在日本的資本市場“沉澱”的烙印：首先受到資金影響的是股價表現，在對美國股災的影響作了“技術調整”後，股價更加凶猛地站上高峰。緊隨而來的是地價在全國範圍內的攀升浪潮，1990年9月日本全國城市地價指數衝上了最高峰，房價也隨之而漲，勢不可當。有趣的是，在那個被事後認為是最瘋狂的房地產泡沫的時代，日本學者的調查結果表明，日本央行官員和新聞主流媒體上從沒有人公開表示過對泡沫破滅的擔憂之辭。
另外，還有一個難以判斷的問題是：日本企業的投融資行為是否與泡沫經濟的膨脹有關？也就是說，日本企業在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的投資過程中，由於抵押資產的評估價格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不斷攀升而向上調整，所以，不少學者認為：銀行業土地和房產的抵押融資迅速增長，迎合了企業和個人對未來樂觀的期待所帶來的投資衝動需求。這一點可以從泡沫經濟破滅後普遍存在的日本企業“存貨調整”和個人“房產拋售”解決流動性困境的事實中找到佐證。當然，也有不少日本學者指出，日本銀行業在那個時代大量放貸的行為也是由於市場競爭激烈，不得不去尋找新的自我生存環境。還有人認為，銀行信貸膨脹是滿足了新一輪潛在的增長機會所帶來的正常的資金需求，所以，沒有泡沫。比如，當時日本社會上下都在談論怎樣去積極配合七國集團會議所要求的國際收支平衡調整的共識，怎樣“刺激內需”或發展金融市場去吸收越來越多的需要管理的“貨幣財富”。與此同時，新聞媒體也在探討，如何為企業打造更多更好的國內消費產品，提供成本更為低廉的融資環境等。當時最具標誌性的“話題”就是建立東京國際金融中心——由此帶來的商業樓盤需求和服務業市場的拓展更為當時投資和消費的擴張提供了未來基本麵的支持。顯然，日本決策部門很難在那樣的經濟氛圍下，提出加息來控製當時日益增長的資產泡沫！
二、泡沫形成機理十分複雜。
歸納起來，關於造成泡沫經濟膨脹的原因，日本學者達成共識最多的因素有以下幾點。
首先，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到股市和樓市的投融資活動中。
當時，房地產按揭貸款給日本銀行業帶來了曙光。它主要表現在三個“亮點”上：一是土地價格在不斷上漲，土地作為抵押品的融資方式被過高評價；二是金融機構自身的融資環境及其融資成本在不斷改善，增加了銀行放貸的衝動；三是銀行傳統的審慎性監管方式沒有隨著風險的增加而及時作出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