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亞洲經濟共同體基於亞洲國家“多贏”的基礎，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間。筆者也在各種場合建議，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應該為亞洲目前擁有的全球2/3美元財富的管理需求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平台，以彌補亞洲債券市場目前過於分散、缺乏流動性的缺陷。同時，為了增強亞洲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筆者建議將現在主要用於防範東亞危機的亞洲貨幣基金注重流動性的運作模式拓展到亞洲共同基金的新模式（無論是政治意義還是經濟意義都比各國現有的主權基金運作模式強）。在“後危機時代”新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要充分發揮亞洲金融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共同去投資歐美市場相對強盛的資源性龍頭企業和技術密集型的品牌企業，包括發達的二級市場所提供的優質的股票和其他定價機製透明化的金融產品，從而提高我們擁有的龐大的亞洲美元的投資效率和財富效益。一旦這種金融合作的基金運作模式在全球形成規模效應，那麼，亞洲共同基金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能夠跟華爾街媲美的“財富管理中心”。
二、降低“轉型成本”需要亞洲共同的合作和努力。
亞洲要想獲得真正意義上的金融主導權（比如人民幣國際化、亞元經濟圈等），關鍵還是取決於亞洲能否率先找到一種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模式（當然包含與之相對應的新技術、新標準等）。否則，美元的主導地位靠其現有的旺盛的技術創新（教育產業）活力、發達的金融市場和一流的品牌及專利等“無形資本”，很難被他人撼動，更不用說被替代。顯然，今天關於下一輪經濟增長模式主導權的“爭奪”已經變得“劍拔弩張”，各國都在馬不停蹄地圍繞“低碳經濟”的理念進行新標準製定和產品研發。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早就提出了“兩型社會”的建設要求（這是中國在低碳經濟社會中爭取發展主動權的一個具體表現），他指出：“要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節約、環保、文明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讓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成為每個企業、村莊、單位和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覺行動，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另一方麵，根據學者們的研究發現，從高碳排放的生產標準和產品製造轉變為低碳經濟，並不一定能夠保證產品的附加價值比以前更高。而且，在轉型過程中隨之而來的就業壓力、消費能力的約束不僅需要社會上下有放眼未來的共識，也要具備消化這類轉型成本所需要的個人財富能力和社會保障製度。比如美國和日本，當其國民的人均年收入開始達到12 000美元以上時，我們才觀察到人均消耗能源的規模在下降。歐洲比較早，在人均年收入達到五六千美元以上時，就出現了和美國、日本一樣的人均能源消耗量的下降格局。也就是說，歐洲社會保障功能較強，政府公共投入力度較大，所以，舊行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大軍可以通過社會的扶持，解決他們失業所可能帶來的生存問題以及為尋找新工作所需要的繼續教育等成本，而在美國和日本，個人要承擔更多的轉型成本。於是，沒有相當的財富積累就不可能形成自發的市場力量，即使是政府主導的產業結構轉型也很難推動，成本會變得越來越大。
中國目前人均年收入是3 000美元，要馬上進入低碳經濟的條件確實不很充分。但是，隨著世界能源消耗的日益增加，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氣候變化問題的急劇升溫，全球可持續發展道路將麵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基於此，低碳經濟對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機會”在於我們具備把符合低碳經濟“高成本”產品的製造現狀轉變為讓市場能夠普遍接受、形成規模效應的低成本的社會消費的繁榮時代，而日本和韓國具有這方麵“世界級”的研發和產品製造的技術優勢。如果不能夠把上述各自的比較優勢整合起來，隻靠自己的力量去與歐美比拚，結果還是隻能回到危機前的“被動”經濟發展的“失衡”格局。隻要大家開誠布公地進行合作，中國就能夠克服轉型所帶來的巨大成本，同時也能在低碳經濟社會中分享到更多的財富效應。那麼，這種財富效應在健全的製度體係和政策體係的安排下（這些方麵同樣需要我們加快改革的步伐），一定能夠帶來全社會整體的實際購買力的提高，而不是貧富兩極分化的格局。到那時，中國人口紅利所帶來的巨大的消費潛力一定會比美國靠濫用“金融創新”催生的消費衝動更可持續也更健康。同時，亞洲經濟共同體中的各成員國，也一定都能夠分享到自己付出合作努力後所取得的豐碩的、安全的財富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提出的“兩型社會”建設應該成為“後危機時代”東亞經濟合作的共同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