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日本政府的財政能力經過泡沫經濟破滅的衝擊後疲軟了很多。日本政府想通過減少行政開支、調整稅收結構以改善阻礙日本社會消費能力和生產能力的社會保障體係，但這需要時間，不可能做到像中國政府那樣及時出拳，通過增加政府投資和消費的行為來遏製經濟衰退。
不管怎樣，日本經濟今天又再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們不能小視日本抵抗金融風暴衝擊的能力，甚至在某些方麵日本的這種能力還高於我們這樣處在高速發展階段的大國。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日本企業的存貨管理在泡沫經濟破滅後得到很大的改進；二是日本利用銀行的高負債來維持投資的融資結構也得到了很大的調整；三是泡沫經濟破滅的初期，日本銀行為了減少其壞賬的比例，對沒有還款能力的企業實施了“展期”的救助策略，而對有能力還款的企業則加強了收回流動性的做法，尤其是對增長潛力大而缺乏資金的企業放慢了貸款的節奏，結果使得“壞”企業擠出了“好”企業。但通過前一階段的痛苦調整，我們沒有發現日本銀行業因為害怕不良資產而“姑息養奸”的問題。缺乏流動性而倒閉的企業不是少數。也就是說，日本金融體係和產業的調整一直在進行之中，因為金融大海嘯而形成的“硬著陸”風險較低；四是日本國民的財富水平較高、貧富分化的程度較低，尤其是經曆了泡沫經濟破滅的鍛煉，其適應經濟增長放慢的自我調節能力較高，所以，日本克服危機所需要的“群眾基礎”和“平靜的心態”也較好。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手上雖然沒有“中國牌”，但也有自己克服危機的比較優勢。
總之，這場危機讓日本社會上上下下都學到了很多東西，在與日本學者的交流過程中，筆者注意到大家談得最多的是“東亞增長模式建立在美國無節製的信用透支基礎上是危險的”這類話題。另外，他們也意識到，日本管理金融財富的能力還遠遠不如歐美國家，甚至在危機的現階段，日本海外投資的戰場主要也還是集中在成熟的歐美市場，而且多以存款和債券形式投資，結果收益率嚴重受到影響。而美國的海外資產則有不少是放在新興市場，而且投資的產品有很多是股權類的高收益產品，美國充分分享到了新興市場高速經濟增長所帶來的高收益。現在雖然在存量上美國還是債務累累，但是在流量上美國海外資產的成功運作確實讓日本感到“自慚形穢”。日本學者還告訴筆者，日本家庭的資產結構主要還是銀行存款。日本國民還是仰仗終身雇傭時期依靠不斷增長的工資收入來維持生計的那種思維模式——放在銀行裏的工資收入不再進行進一步的理財規劃。但實際上，這是很危險的。由於日本企業經營模式的改變，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的加劇，這種理財方式和金融文化使得日本家庭的財富萎縮問題日趨嚴重，這必將影響日本國內的消費能力和對外經濟的依存度。所以，日本家庭應該像美國家庭那樣，走出去，去充分分享全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增長效應。雖然，日本有些家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主動性理財跡象，但這還是遠遠不夠的。最後，筆者認為，來自於日本社會的這些深刻反思，同樣會給傳承了東亞增長模式的中國經濟帶來很多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