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中國政府卻高度重視外彙儲備對本國現有發展模式的重要性，一方麵，頂住貿易摩擦的壓力來維持出口的穩定增長；另一方麵，又通過主權基金、國內企業或機構的海外運作或投資來重視資產價值的保值功能。可惜這一戰略是出於中國這一“大國”之手，很容易被政客誘導為“大國的威脅”之舉。因此，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有效地解決“一進（出口帶進的外彙）一出（海外財富增值）”的問題，那麼，也會因為經濟增長放慢或流動性過剩所引起的資產和價格的泡沫而斷送掉改革開放30年所取得的“增長奇跡”。這恰恰是中國今天的最大煩惱。
最後，東亞的比較優勢和所選取的外向型發展戰略，絕對不允許我們在金融體製改革過程中，急功近利，急於求成。
如果過早的因為想要吸引外資而急於搞金融自由化和金融開放，那麼，一旦基本麵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出現惡化的趨勢，資金走向就很容易背離實體經濟發展。那時國內的金融體係和監管機製如果再不能抵擋由此帶來的大規模的短期資本流入和無法預料的資本外逃，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切條件到那時就完全具備了!
而且，危機後重建家園的自理能力，也因為這些國家沒有一個有效的金融體係而變得異常艱難。恢複得快與慢，隻能取決於危機後外部環境的好與壞。尤其是采取外向型發展模式的經濟大國，受到危機衝擊後的損害程度會更加明顯，恢複起來需要的時間也會變得更長。越南正是因為過早和過度地開放了資本賬戶， 所以，當成本推動型的通脹程度日益惡化的時候，政府的價格（彙率和利率）調整能力在對外依存型的經濟結構中，就變得十分有限。
越南曾經策略性地調高彙率和利率以衝銷通脹壓力，但反而破壞了其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模式，再加上美國次貸風波的影響，嚴重抑製了其出口的步伐；而另一方麵，金融開放度過高，又超越了政府（數量）調控和監管的能力。遊資很容易利用越南扭曲的金融體係來獲取“無風險”的收益，我們所看到的股市和彙市的大起大落的局麵正是投機資本猖獗的具體表現。
當然，越南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失誤——容忍股價高位的時候進行大規模的首次公開募股，也是導致股市泡沫崩盤的原因之一。另外，監管體係不嚴——銀行體係和資本市場之間的防火牆不起作用，以及隻控製商業貸款規模而沒有堵住銀行資金大規模入市的現象，也促成了2007年股市瘋漲和2008年越南盾大幅貶值的不良結局。再者，美元的大幅貶值和美元利率的不斷下調，也促使一部分全球金融資本去新興市場尋找新的扣除投資風險後的高收益地帶，而開放度高但金融體係脆弱的小國——越南，就成了它們較為滿意的投機對象。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失業率增加，投資放慢和經濟增長減速等現象同樣會成為這次越南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衝擊後所造成的慘痛結果。
中國沒有放開資本賬戶，雖然熱錢的湧入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的渠道也在加劇，但是大規模獲利回吐的交易成本和監管風險要比金融開放度高的越南大得多。在慶幸越南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傳染效應有限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反思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趨勢下，亞洲發展模式是否可持續？怎樣才能持續？總之，筆者感到東亞模式的“勝算”變得越來越小，所以，我們應該加快結構調整——通過一個由健全的金融體係所支撐的內需主導的國內市場來緩解我們對外高度依存的經濟結構，從而保證建設和諧社會所需要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越南的事態還在發展，危機收斂和放大的可能性同時存在。但是，我們已經有過東亞危機的深刻教訓，而且，已經在區域金融合作上有了實質性的進展，所以麵對這次危機的處理能力一定會大大加強。東亞發展模式的致命弱點就在於金融的脆弱性，所以，這就更需要東亞地區的金融合作來跨越本國受到外部衝擊後所表現出來的有限的抵禦能力，從而戰勝外部投機資本的挑戰，提高政府幹預市場的威信和效率。如果這一合作在這次越南金融危機的處理中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那麼，反過來這種缺乏激勵機製的合作模式就更加會促使東亞各國加快本國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改革步伐。但願這些年越南實體經濟的良好表現和紮實的增長基礎，能夠使其扛過金融脆弱性（內生於上述的東亞對外依存型的增長模式中）引起的這場危機對它的嚴重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