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東亞合作與新興市場經濟 小國的痛苦和大國的煩惱：
都是“金融脆弱性”惹的禍?
直到2007年為止，越南還緊跟中國，保持著世界第二位高速經濟增長的神話。它的產業結構也同中國雷同，沿承著東亞經濟發展的模式——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和低附加價值的服務業占主導地位。它的迅速發展同樣仰仗著投資環境的改善和對外開放戰略的積極實施。
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亞國家之間由於產業模式和發展戰略的高度雷同性，形成了較強的競爭關係：中國以明顯的工業化的時間積累（計劃經濟時代也留下了一定的財富）和經濟規模的比較優勢還是保持著最強的發展勢頭；而越南則以其在資源和勞動力成本上的比較優勢緊隨其後，不斷向世界展示它“後發”的追趕優勢。
比如，越南人口的識字普及率高達94%，超過中國的85%和印度的65%；由於戰爭等原因，現在越南人口的平均年齡都在24~25歲之間，勞動力的豐富程度超過了鬧“民工荒”的中國。而工資水平，越南的普通勞動者所得隻有中國的2/3，中國技術勞動者所得更是越南的2.2倍。再加上，越南又是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所以，這幾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也包括因為中國投資成本的增加而不得不從中國退出的外國和中國本土的企業。當然，現在活躍在越南的外商主要還是來自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等地。它們同樣做著加工貿易，最終產品也主要向美國、歐洲和日本出口。為了在亞洲快速“擠進”小康國家的行列，越南政府不斷推出更加積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以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流入——它不僅同中國一樣，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和保持彙率的相對穩定性，而且，還提供了更多優惠的外部融資條件，比如允許外國金融機構的進入和提高對境內機構的參股比例，通過金融開放來降低外國企業投融資中所產生的交易成本（2007年越南股市的“繁榮”程度竟然超過了中國）。
因此，從表麵上看，越南延續著東亞發展的模式，而且，又吸取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功經驗，所以，到2008年為止它還在延續著高增長、高就業和人均收入水平明顯改善的良好表現。那麼，為什麼這種良好的基本麵會導致貨幣和金融危機？它的爆發是否就預示著東亞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外向依存型經濟結構的不可持續性？從今天外彙占款所引起的中國流動性過剩和越南這次陷入貨幣危機的困境中，引起我們深刻反思的地方確實不少。
首先，彙率和利率管製的金融抑製戰略（區別於沒有經濟增長的金融壓抑）對東亞發展中國家利用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驅動力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中國和越南的高速增長充分地說明了這一事實。但是，這種金融抑製削弱了本國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運轉機製，削弱了金融資產價值創造中所需要的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監管部門宏觀調控和對金融風險進行監控的能力。
比如，中國和越南的金融體係，長期以來都隻關注它對企業融資的重要性（金融壓抑就是這種思維的具體反映），卻忽視消費者對金融資產的價值創造功能的正常需求和由此產生的對金融資產交易的雙方進行有效的內部治理和外部監管的需求。因此，一旦出口帶來的巨大財富，（即使）出於保值的功能，進入了一個功能缺失的金融體係，就很容易產生資產泡沫，由此產生強烈的財富膨脹的市場預期和追逐價值增長的投機行為；尤其是目前輸入型通脹的惡化（因為越南和中國的高速工業發展都對境外工業資源有很強的依賴性），更是加速了這種追逐金融資產價值以對衝購買力下降的投資行為的擴張，從而也就不知不覺地埋下了隨時可能爆發金融危機的種子。當然，資產泡沫產生並不意味著金融危機這一種子一定會發芽結“果”，越南之所以會爆發金融危機，還有一些其他金融脆弱性問題。
其次，對國際收支不均衡（外彙占款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的處理方法，如果選擇不當，不僅不會改善國際收支問題，而且還會降低本國抵禦外部投機衝擊的能力。
越南為了盡快縮短和其他東亞國家的發展差距，提高人民生活的質量，不斷在積極改善外商投資的環境，來促進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和貿易增長。雖然它也認識到這種發展模式會帶來像中國那樣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從而模仿日本和東亞的發展模式，通過大量進口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要的器械和工業原材料（日本是進口高附加價值的最終產品作為研發的對象，東亞是民間企業進口工業生產所需要的中間品）來緩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流動性過剩），但是，這一做法卻擴大了貿易逆差；再加上由於輸入型的通脹不斷惡化，越南在價格上的國際競爭力明顯衰退，因而出口能力急劇下降。這都削弱了政府利用厚實的外彙儲備幹預市場的能力（越南現在的外債規模已經高出了它的外彙儲備），從而增加了投機資本尋求一本萬利的“衝動”。事實上，這一點，越南又犯了1997年東亞危機前受害國家曾經犯過的共同錯誤，因為沒有充足的外彙儲備遭遇了“小國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