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東亞合作與新興市場經濟 導言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世界經濟的舞台上，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地位就在不斷地提高。尤其是在這次金融大海嘯對發達國家造成了巨大衝擊之後，以中國為代表的、依然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更加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而且，越來越多的人群都在期待“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會轉移到這些績效出眾的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中。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由於本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的約束，以國內市場自身的需求來支撐經濟發展的“活力”並不充分。相反，“對外經濟的依存度”偏高這一共同特征讓它們想盡快走出危機的陰影，尋找到一個“以我為主”的“新增長點”。這並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甚至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優化本國的經濟結構，完善市場成熟所需要的製度建設以及提高國民收入所需要的技術、人才、資金和商業文化的儲備。隻有這樣，其未來的經濟發展才能保持足夠的活力和獨立性。否則，一旦歐美經濟的複蘇，像20世紀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那樣，進入一個漫長的調整過程，新興市場國家高增長的驅動力就一定會因為無法改變這種對外的“高依存性”而不得不放緩。
本書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分析效仿“日本增長模式”的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存在哪些發展上的缺陷。筆者列舉了自20世紀90年代後日本發展所麵臨的困境、2008年越南通脹及本幣升值所帶來的危機、2009年中國中小企業和金融體係所承受的結構調整的巨大壓力等代表性案例，充分說明了這類“製造業立國”的新興市場國家在抵擋外來衝擊時所表現出的“脆弱性”。另外，這一部分內容也向讀者展示了新興市場國家因為具有發展勢頭迅猛的特征，而且經濟全球化讓這一勢頭能夠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裏得以持續，所以很容易使得這些經曆經濟周期調整相對較少的新興市場國家產生過度樂觀的預期，導致投資過度、監管不足、對外依存過高的“失衡結構”。迪拜發生的主權債務危機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最後，在這一部分中，筆者還向大家介紹了“後危機時代”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競爭和合作”關係同步強化的現象。無論是東亞經濟圈還是“金磚四國”，都表現出了較強的爭奪世界經濟主導權的意識和“脫歐美經濟”所需要建立的經濟合作關係的願望。
筆者寫作這一部分內容的目的是向讀者展示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以出口導向戰略為主的東亞國家所表現出來的經濟活力和這種發展模式所存在的“天然的缺陷”。因此，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全球化的“弊端”和其好處一樣鮮明。如何盡快讓自己的經濟發展機製成熟起來，將是新興市場國家可持續發展共同需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篇題為《東亞貿易強國為何開始爭奪金融主導權？》的文章，向讀者闡述了東亞國家製造業立國戰略所帶來的“金融軟肋”問題，具體表現在本國的儲蓄無法轉變成有效投資，亞洲區域內的經濟合作沒有金融合作的推動很難更上一個台階等方麵。亞洲擁有世界最大的儲蓄資源、中日韓三國又和中國香港、新加坡一起意識到在東亞建立國際金融中心對推動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意義重大，對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機遇和挑戰的問題，筆者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