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歐美經濟格局變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對衝基金”靠“歐元區機製”的缺陷賺錢
2010年年初，一場來自於歐美政府監管部門對以“對衝基金”為代表的市場投機力量的反擊戰正在全麵展開。比如歐盟開始調查製造“希臘事件”恐慌的發源地——主權債券CDS市場（信用違約互換市場）的交易行為及其定價機製。他們還計劃引入歐洲自己的評級機構，以防止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再次扮演在“次貸危機”中的“助桀為虐”的角色。歐洲監管部門懷疑三大評級機構選擇不恰當的時候調低了希臘主權債務的信用評級，為對衝基金的投機資本謀求暴利創造了強大的做空歐元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麵，美國監管部門也在內外各方麵的壓力下同樣開始著手調查，對衝基金是否利用希臘問題乘人之危、做空歐元來謀求非法利益。那麼，對衝基金真的是在惹是生非嗎？他們的行動真的有必要讓歐美監管部門不得不聯合起來，拿出痛打落水狗的勇氣去圍堵嗎？世界該如何避免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所出現的“三元悖論”的問題？筆者想直麵這次由希臘等國主權債務危機引發的金融全球化的秩序維護問題——它所帶來的意義甚至可能超過我們對全球化環境下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和金融創新濫用問題的認識。
希臘問題鬧到今天這個地步，絕對不能說是市場投機力量在無中生有，製造事端。我們不得不承認是歐盟政府在重蹈覆轍，隻不過在問題的暴露和激化上對衝基金確實發揮了客觀上無法推卸的負麵作用。記得前幾年索羅斯在來中國的時候，還對1992年英鎊危機和1997年東亞危機爆發後世人指責他是這些危機的始作俑者一事，進行了讓人“能夠理解”甚至“為之讚許”的辯解。他說，他在博士階段從事的“證偽”哲學思想體係的研究，影響了他後來主導的量子基金所采取的一係列大手筆的投機戰略。他說，他要用自己的投機戰略來搞垮存在製度瑕疵的經濟體係，以一場危機的形式來教訓那些當事國政府，讓他們從危機中意識到自己所推行的扭曲的製度體係是根本經不起外界一擊的，從而迫使他們進行製度改革。
事實上，歐洲在經曆了1992年貨幣危機之後，確實加快了歐元一體化的進程，避免了采取釘住德國馬克所帶來的製度脆弱性。因為當時索羅斯等對衝基金充分意識到，一旦歐洲這些國家的本幣被大量拋售，由於所在國維持就業和工資水平的政治遊說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它們想要通過空前緊縮的貨幣政策犧牲就業去保衛本國貨幣價值的行為是根本不可持續的。於是，大規模沽空這些國家的本幣，誘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放棄扭曲的固定彙率製度的做法，讓對衝基金事後確實得到了他們所預期的大幅度獲利的效果。從嚴格的“貨幣危機”的理論意義上講，歐元的波動雖然再也不會像執行固定彙率製度的國家那樣，產生嚴重的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危機——由此對實體經濟和金融體係造成致命的打擊，但是，我們看到，時隔18年後的今天，歐盟同樣麵臨了當初那些執行固定彙率製度的歐洲國家所麵臨的“兩難選擇”。盡管現在歐盟的製度約束不是來自於固定彙率製度，而是意義更加重大的歐元區經濟體的維護。
一方麵，如果發揮歐洲央行所應具備的“最後貸款人”的救市功能，那麼，在歐盟的救助下，希臘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市場動向表明，希臘政府已經提出大規模縮減財政赤字，市場普遍認為這是歐盟伸出援助之手的必備條件，之後，我們立刻就看到了前一階段被市場破壞的各類資產價格和大宗商品價格都開始明顯反彈。但是，另一方麵，讓歐盟政府感到尷尬的是，一旦救助希臘，歐元中長期內會因為流動性過剩，通脹壓力增大，但歐盟政府又不能按照歐洲央行自己所承諾的釘住通脹的貨幣政策來大幅升息（因為這樣做會讓剛剛穩定下來的希臘債務危機再次點燃），結果必然會導致歐洲央行的信譽下降，歐洲經濟的凝聚力下滑，從而促使歐元進入一個較為長期的趨勢性貶值狀態並不得不麵臨通脹風險不斷膨脹的壓力。但如果歐盟不啟動“最後貸款人”的救市機製，下狠心甩掉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國家的包袱，那麼就可能會產生更為嚴重的歐洲政治危機。我們知道，歐元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做強歐洲這一政治利益的考慮，所以，歐盟下狠心甩包袱的可能性很小。而這也使歐盟今天受到了像以往執行固定彙率製度一樣的約束。
對衝基金正是看到了歐盟經濟這種製度上的軟肋——陷入了一種新形式的“三元悖論”陷阱：即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維護、金融交易自由化、獨立的貨幣政策（即防止通脹的利率政策等）三者一起構成的危險“組合”，於是他們借題發揮（比如高盛集團利用貨幣互換手段，把希臘政府不斷積累的對外債務從它的賬麵上暫時剝離出來以維護希臘政府的借貸能力，以及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對希臘主權債務的信用調低做法），施展自己擅長的立體式投機戰略，通過讓歐盟就範（出資救助、製造出嚴重的歐元貶值和通脹的結局），讓歐盟付出巨大的財富代價，來達到對衝基金自己獲取暴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