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一個統一的監管體係便於明確部門責任，不會因為自己的過錯，而趁外人不知情，把錯誤歸咎於別人。隨著對美國次貸危機問題研究的深入，筆者漸漸發現，不僅美國金融機構存在道德風險，就連美國政府也是如此，它為了挽救IT泡沫經濟破滅給美國經濟造成的負麵影響，也利用自己國際貨幣的主導權優勢慫恿泡沫經濟惡性發展，演出了一場事後讓全球分擔美國利益損失的道德風險鬧劇。所以，中國為了捍衛自己美元資產的財富價值，應該主動參與到歐洲倡導的國際金融監管體係的建設中。
三、“遊戲規則”重新設計麵臨挑戰。
不過我們必須意識到，就像今天要求人均收入隻有3 000多美元的中國大眾，立刻拿錢像人均收入達3萬美元的美國人那樣消費，通過內需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在短時間內是不現實的情況一樣，國際金融監管體係真正發揮作用在目前也麵臨著諸多挑戰。主要反映在以下幾方麵：
一是人才問題。這些來自各國、各地區並且長期以來從事非常專業和範圍限定的監管工作的人才，突然進入一個需要重新創建工作目標、工作方式的嶄新的工作環境之中，前期 “試錯階段”所可能帶來的損失和造成的問題由誰來承擔？
二是官僚作風。因為是最高權力機構，再加上是超主權運行機製，人員的流動性大，工作人員很可能就是持“度假”的心情投入“光榮的工作”，沒有能力也無法全身心地真正投入。即使可以采用“線上合作”的方式開展業務，但其覺察能力和應急能力能發揮到怎樣的程度，還是非常令人擔心的。
三是協同效應會比想象的要小。盡管信息共享的利益提高，但是工作環境中表現出來的文化差異、認知差異可能會衝銷所謂的統一監管所帶來的協同效應。
四是監管不當。因為高風險監管業務和低風險監管業務混在一起監管，很容易產生監管過度或監管不足的問題。尤其是高風險業務監管不足很容易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行為，從而降低了監管對控製係統性風險的能力。
五是監管業務整合的不確定性。一些業務對某些國家的某些產業有著非常明顯的正效應，但是，它同時又會積累巨大的係統性風險。如果監管部門中的工作人員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上，放鬆應有的監管或濫用權力打壓自己競爭對手國的金融發展，那麼，這種監管業務的整合反而不如分行業或地區的監管模式，至少從事某一種特殊業務的人群在一起會形成較為客觀的判斷。另外，如果國內機構為了防止人才流失，刻意派出閑置人員或沒有實際工作能力的官員，也會導致國際監管機製名存實亡。
以上問題在一國所采取的混業監管模式中也會出現，隻不過在國際合作監管機製中會更加明顯。現在的我們不得而知，這種國際統一的監管模式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但筆者認為，至少對中國而言，針對目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和美國市場主導的國際金融市場格局，增強外部對美國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監管強度是無可厚非的。而且，避免中國主權國家自身對美國金融業務的“幹預”指責，借助如今歐洲推進的統一的國際金融監管體係，也是比較理想的監控方式。隻要我們能夠繼續尋求解決上述問題的國際合作方法，那麼，危機狀態下的國際合作邁出可喜的第一步是完全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