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歐美經濟格局變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政企利益的統一”是國家競爭力發揮的核心
2009年7月，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和能源部長朱棣文展開了他們的訪華之旅。利用兩位華裔在中國得到的天然“好感”，奧巴馬政府在謀求中國對美國未來新增長點的計劃和行動給予最大幫助。這是美國政府在“後危機時代”尋求政府和企業雙重利益的統一和利益最大化的戰略表現。
考察美國的金融危機曆史可知，他們解決危機的辦法並不是在哪裏跌倒從哪裏爬起，而是摒棄在市場中已證明站不住腳的東西，並用最多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去探索和發現人類未來可以再次依托的嶄新的財富創造方式。所以，當IT泡沫破滅後，美國政府通過降息、廢除金融活動管製，住房政策的改革等措施，大膽扶持了本土金融體係的創新能力，以此來緩解IT泡沫破滅後對美國所產生的巨大負麵影響。事實上，在前幾年經濟繁榮時代，最大的得益者還是美國的機構、企業和政府。而今天的金融危機讓美國企業和美國政府付出的代價，就和以前曆次泡沫破滅一樣，是一次“正常”而又必不可少的“調整”。隻不過如何將調整的成本和時間的代價控製在最小的程度，確實需要美國市場和政府攜手努力。
為什麼這次美國“尋找新的增長點”要和中國聯手一起來做呢？這又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和啟迪呢？
眾所周知，在財富創造的“三大環節”過程中，美國向來重視跟“怎樣創造財富”有關的研發、設計和製定標準等所謂財富創造的第一環節。靠著第一環節的優勢，他們打造了大量的世界五百強企業，建立了種類繁多的世界品牌和專利，贏得了很多市場的“定價權”，從而，今天在全球市場運行機製和市場運行的物理平台中，世人隨時都會看到“美國標準”。而從這次兩位部長帶來了新能源發展的合作戰略而論，顯然，美國已經到了可以將自身積累的成熟技術、研發成果甚至標準範式展現給合作夥伴，而不必擔心對方會有“高人一籌”的創新能力的發展階段。對他們而言，關鍵是如何充分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將“思想”轉變為“現實”，把“無形資產”轉變成“有形資產”，而所形成的新產品價格要讓市場可以接受，讓市場感到物有所值！他們意識到了，當今世界隻有中國才具有這樣的製造能力和成本優勢，而且中國甚至有可能成為消化這類新產品的市場主力。由此，筆者認為，環境和新能源領域的合作（美國研發新產品的核心內容）一定會成為2009年7月27~28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一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主要議題之一。
那麼，中國的“比較優勢”究竟在哪裏？在美國人看來，中國“比較優勢”就在“形成實物”的第二環節上，且短時期內很難被取代和撼動。我們擁有龐大的勞動大軍，擁有沒有進入市場價值評估體係的落後地區（外資進入成本較低），擁有要素資源價格相對穩定的政策環境，擁有勤奮、努力、好學、向上的儒家文化傳統，擁有較為完善的市場運作的政策體係和製度機製，所以，能夠形成大規模生產和降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再加上中國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步入中產階層或形成中產階層意識，非常強烈向往能提高生活質量、改善生活內容的新產品。當然，從美國人的視角來看，把新產品率先生產的“專利”交給中國，也給中國帶來了新的發展、新的就業和新的市場的絕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