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者之見，這就是奧巴馬政府向中國謀求“雙贏”合作戰略的主要內容。
一旦美國經濟新增長點通過與中國的合作形成了令人矚目的財富效應，那麼，美國謀求的利益就不僅僅局限於技術、品牌和標準，而是會擴展到他們在服務行業（財富創造的第三環節）所具有的優勢——他們會充分挖掘市場潛力，將新產品真正轉變為夢寐以求的、更多的新財富。這樣一來，美國會再次推動圍繞新增長點的全球化進程，讓大家都參與到創造新財富和新生活的這一浪潮中。隻要美國的金融體係仍然保持世界霸主地位，那麼，新財富的管理依舊會仰仗美國的金融威力（當然世人對美國金融體係的監督要求也會不斷提高），美國還將可能成為下一輪新增長點的最大贏家。
針對“後危機時代”美國拿出的“發展戰略”和“中美合作戰略”，中國該如何應對？這是直接關係到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程以及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爭取“權利”和“義務”平等的關鍵所在。筆者認為，最關鍵的一條，就是社會上下都要充分意識到“政企利益的統一是國家競爭力發揮的核心”這個道理。今天，我們的問題是，政府看到了科學發展的重要性，並積極調整稅收製度和產業政策，但是，由於中央和地方的分權機製，由於中國市場存在固有的壟斷勢力，出現了政企“利益衝突”的格局，中央政府的大國戰略中的“信號”引導不起作用，稅收成本和產業政策的約束力不但沒有讓企業放棄“兩高一低”的投資，反而把政策改變所帶來的成本提高因素，通過他們的市場壟斷力量轉嫁給了弱勢消費和生產群體，造成了產業結構調整和新的增長點探索環節上 “主體缺失”的尷尬局麵。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中國政府應該多學一點兒企業和市場相關的創造利潤的“戰術”，而企業和機構則更要多學一點兒宏觀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對中國經濟的生存環境產生影響的“戰略”知識。否則，缺乏“大局觀”的中國企業和機構，就無法意識到“無形資產”（創新的條件）在財富分配和風險轉嫁中的威力。而不了解“公平競爭”的政府，也無法體會在全球化環境中靠企業隻身打拚的艱難和“安於現狀”的苦惱（在市場中，衝在第一線的國有企業也會感到“力不從心”，而民營企業則在渴求“政策的扶持”）。不管怎樣，今天我們在和美國新能源合作的談判中，中資企業和政府的“利益統一”，才是決定我們未來“利益分配”能力高低的最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