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陳慶年日記看張之洞及其派係的內情
康有為回到廣東後不久，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1896年2月29日），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向回任的劉坤一送交關防、印信、王命旗牌等件後，於二十日返回武昌的湖廣總督本任。從此之後，張與康天各一方，再也沒有見過麵。
雖說湖廣總督本是地方官，兩湖地麵以外的事件，與張之洞並無關連；然他以儒臣之心而懷天下，憂天下，注視著天下的學術與思潮。隨著梁啟超因《時務報》名聲鵲起，康有為在廣東、廣西講學及《孔子改製考》等書籍的刊行，康、梁等人在政治思想及學術理念上影響力急劇增大，張之洞及其派係對此非常警惕。而當康有為於光緒二十三年冬進京，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時，張之洞及其派係對此由警惕轉向擔憂。
盡管從“張之洞檔案”能夠看到許多相關的記載，但大多是間接的材料；此時在張之洞幕中的陳慶年，有寫日記的習慣，留下了許多直接且生動活潑的記錄。
陳慶年（1862-1929），字善餘，江蘇丹徒人。光緒十四年（1888）為優貢生，選授江浦縣教諭。他是一個讀書勤奮的人，有文名。光緒二十三年初，他被張之洞聘至兩湖書院，授兵法史。他在張的幕中處於比較邊緣的地位，所知者並不多，故能將每次與張的交往，或與張的核心幕僚如梁鼎芬、王秉恩、錢恂的交往都在日記中記錄下來。由此可以看出張之洞及其派係對康有為一派的警惕、擔憂乃至於無奈。
以下大體以陳慶年日記的時間為序，摘其內容，並進行說明。
《湘學報》刊出“素王改製”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897年8月8日），陳慶年記：
“薄暮，南皮師招赴八旗會館談宴。散後，在小亭觀月。同人圍座。南皮師說：康長素輩主張素王改製，自謂尊孔，適足誣聖。平等、平權，一萬年做不到，一味囈語雲雲。反複詳明。三更始散。”
張之洞之所以大發脾氣，以至言及“三更始散”，是因為《湘學報》中刊出了“素王改製”內容。七月十二日，即陳記“談宴”的次日，張發電當時的湖南學政江標：
“《湘學報》卷首即有“素王改製”雲雲，嗣後又複兩見。此說乃近日公羊家新說，創始於四川廖平，而大盛於廣東康有為。其說過奇，甚駭人聽湘報係閣下主持刊播，宗師立教，為學校準的，與私家著述不同。竊恐或為世人指摘，不無過慮。方今時局多艱，橫議漸作，似尤以發明為下不倍之義為亟如報館主筆之人，有精思奧義，易致駭俗者，似可藏之篋衍，存諸私集，勿入報章，則此報更易風行矣。”
從電報的內容可見，張的言詞已是十分激烈，大發脾氣。與此同時，張又發電湖南巡撫陳寶箴，照錄給江標電報的全文，並稱：“此節於世道學術甚有關係，伏望婉商建霞學使”。張之洞對湖南的報刊與學術思想，一直予以密切關注，也不時進行直接的幹預。陳慶年所記張之洞對“素王改製”的指責，即光緒二十一年張之洞、康有為初交時便出現的學術分歧，也是在後來《時務報》時期汪康年與梁啟超的主要分歧。值得注意的是，陳慶年又記錄了張之洞涉及“平等”、“平權”的言論，這就涉及到張之洞及其派係對康有為的政治學說的解讀和康的政治企圖的判斷。我個人認為，康有為“上清帝第三書”提到了“議郎”，但隻是用中國傳統經典去理解西方議會製度，以說明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他此時對西方的“民權”思想，尚未有充分地了解和準確的認識。在他的學生中，也有將“民權”與種族革命混為一談的。我個人以為，康有為及其一派此時雖也用“民權”之類的名詞，但其政治思想與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仍有著很大的差別，康對於清朝的忠誠程度雖遠不如張之洞等人，但似還無推翻清朝的思想。張之洞及其派係對康有為及“康學”的批判，始終圍繞著“素王改製”和“平等、平權”這兩點。在此後不久，光緒二十三年十月，梁鼎芬與康有為在上海有一次相會，梁後來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