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術、治術益不合。康主民權，意在散君權，而托名西學，飾詞變法，以愚大眾。太史則言：法製已壞者，修之不足者，采西法補之；要在行之以漸，不可孟浪。且勸康曰：君才如此，宜恭謹遜順，乃能有濟。我但謹守六字，大清國、孔子教，如有欲叛者，吾必口誅筆伐之。”
其中的“大清國”針對“民權”，“孔子教”針對“素王改製”。此文作於戊戌政變後，可能不那麼準確，但可注意到康的“主民權”是針對“散君權”而言。
陳慶年作文駁“康學”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1898年3月26日），陳慶年在日記中記：
“燈後，已翻閱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取《繁露》重加編次，別標題目，並下己意，以其旨趣，亦時有一孔之論，不足憑也。”
三月十五日又記：
“作《衛經答問》四條，駁康長素《新學偽經考》也。彼以西漢今文諸經原無殘缺，古文各學並劉歆偽造，欲廢《毛詩》、《周禮》、《左傳》諸書，主張《公羊》，以暢其改製之說。故作此以衛之。”
閏三月初三日又記：
“作《衛經答問》二條。”
陳慶年很可能是主動撰寫批評“康學”的著述，這也似乎說明，此時在張之洞的幕中，以能作文批康為時尚。也恰在此時，張之洞奉旨進京（後將詳述），陳慶年等人為張送行。閏三月十八日午刻，張之洞臨行前麵見陳慶年，當麵“謂餘《衛經》、《衛教》二書能作成最佳。”作為一個處於邊緣地位的幕僚，張之洞的稱許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而這些著述很有可能與張之洞擬辦的《正學報》“報稿”有關。（後將詳述）
是年閏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15日），陳慶年在日記中記：
“閱康有為《讀書分月日程》，專以速化誘新學，謂六個月即可成通儒。後附每月讀書表，分經、史、子、理學、西學為五格。首二月僅讀《公羊》及《釋例》、《繁例》、《穀梁》、《王製》，第三月即讀其《偽經考》並及劉氏《左傳考證》，《禮經通論》、《詩古斷》諸書。原經尚未及寓目，遽以臧否之言先入其胸中，此尤可笑可惡者也。第四月讀《五經異義》、《白虎通》。第五月讀《禮記》。第六月讀《大戴禮記》。此外，群經皆不列目，惟子書略備。《孟子》亦列入子書中，誠可恨也。”
《讀書分月日程》，似為《讀書分月課程》，由康有為囑梁啟超作，時在光緒二十二年之後，康有為作序。是月二十七日，又記：“晤朱強甫，與言康有為《偽經考》，謂《毛詩》有十五偽，其說多襲魏默深，無一出心得者，則其人之淺躁可知。欲定此大案，而自家不一思索，全賴抄取以了此事，尚得謂有心得哉？強甫亦鄙之。”“朱強甫”，朱克柔，此時亦在張之洞幕中，幫辦《實學報》（後將詳述）。由此又可見，張之洞幕中人物時常議論“康學”之非。
保國會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1898年6月6日），陳慶年在日記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