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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署來電。並致江寧劉製台。轉電出使日本大臣黃：劉坤一電稱，康有為電，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私改《昌言報》抗旨不交等語。該報館是否創自汪康年，及現在應如何交收之處，著黃遵憲道經上海時查明原委，秉公核議電奏，毋任彼此各執意見，致曠報務。欽此。魚。”
前已敘及，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講學士徐致靖上奏保舉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五人，當日下旨康有為、張元濟於二十八日召見，召黃遵憲等人入京，預備召見。然黃遵憲一直沒有起程，以病留在湖南。六月二十四日（8月11日），光緒帝旨命黃遵憲接任駐日本公使，並發電催促黃即來京。黃仍因病再推行程。光緒帝此時發電南京、武昌，是認為黃遵憲已在進京途中，讓劉坤一、張之洞轉交。張之洞於七月初七日午刻（上午11時到下午1時）收到該電旨，因黃遵憲尚未起程，當即將此電旨轉發長沙。是日申刻（下午3-5時），張又收到兩電。其一是康有為發來：
“京康主事來電。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私改為《昌言報》，抗旨不交。望禁發報。康有為叩。”
該電發於七月初五日未刻（下午1-3時），內容與給劉坤一電報相同，很可能是兩電同時發出。另一是湖南巡撫陳寶箴發來：
“湖南陳撫台來電。黃遵憲病稍愈，已飭於初七交卸道篆，初八力疾起程。乞即係銜電達總署代奏，並示複。箴叩。魚。”
張之洞接到此電，知黃遵憲即將北上，即用兩人的名義電奏上聞。初八日，黃遵憲來電：“憲初七交印，即日起程。升任南鹽道遵憲稟。庚。”張之洞派湖北小軍艦“楚材”往迎。黃於七月初十日複電張之洞：“溫諭感甚，蒙派楚材，謹叩謝。遵憲。”這是黃遵憲北上時赴鄂“重親訓誨”，而此時總理衙門再次電催黃遵憲進京。
然而，在黃遵憲尚未到達武昌之際，七月初六日（8月22日）下午，張之洞收到汪康年的電報：
“急。頃康電蔡道雲：奉旨改《時務報》為官辦，特命督辦，即派狄平接辦。汪康年違旨私改為《昌言報》，抗據不交。商孫中堂，令請禁發《昌言報》，勸汪交出，無幹參劾。如何電複雲雲。懇即屬節庵前來，商辦如何。乞示。康。物。”
“蔡道”，蘇鬆太道蔡鈞，他也收到了康有為的電報內容，其內容還牽涉到孫家鼐。“商孫中堂，令請禁發《昌言報》，勸汪交出，無幹參劾”一段，其字麵的意思是，“康有為已與孫家鼐商量，孫令蔡鈞禁發《昌言報》，孫並令蔡勸汪康年交出該報，即可不加參劾”。當日，汪康年與蔡鈞見麵，表示其交報之“為難”。七月初十日（8月26日）醜刻（清晨1-3時），張之洞再次收到汪康年的電報：
“得孫相回電雲：並無封禁、參劾語。合電告。用洋牌事似可暫緩。念劬已見。康。屑。”
孫家鼐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度。“洋牌”指《昌言報》掛租界洋人的商牌，以擋康有為；其最初很可能還是張之洞的主意。念劬，錢恂，此時進京覲見，路過上海，對於交報一事，他與汪有著詳細的討論。而孫家鼐的這一明白態度也激勵了張之洞，張於當日上午巳刻（9-11時）發一長電給孫家鼐：
“查《時務報》乃汪康年募捐集貲所創開，未領官款，天下皆知，事同商辦。茲奉旨交黃遵憲查明核議，自應聽候黃議。康主事輒電致兩江、湖廣各省，請禁發《昌言報》，殊堪詫異。康自辦官報，汪自辦商報，自應另立名目，何得誣為抗旨？官報有開辦經費，有常年經費，皆係巨款，豈有奪商報之款以辦官報之理？況《時務報》館並無存款。且近日諭旨令天津、上海、湖北、廣東各報俱送鈞處進呈，是朝廷正欲士民多設報館，以副明目達聰之聖諭，豈有轉行禁止之理？康主事所請禁發《昌言報》一節，礙難照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