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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北京的汪大燮，與黃紹箕、孫家鼐幾經商議後，卻是另出一策，於六月十三日（7月31日）寫信給汪康年：
“茲有要事奉達，仲弢以前事與壽州往複函商。欲以新創選錄進呈報務，囑其奏調足下來京辦理。得壽州複言：汪君之事，請世兄作一私函，囑其進京辦理選報，從緩再行奏派，不著痕跡尤妙雲雲。竊謂此事如此轉圜，亦屬大妙，京城薪水未必能豐，但麵子究好看些。望即行定見，密速電複為禱又，壽州雲：此事自有辦法（時務館交割），斷不難為汪君。則壽州有言在先，如有糾葛帳目，除自己私虧外，可開清單交康，即駁亦可聽之，自己盡管先行入都仲弢日內見壽州，再問選報薪水，容即奉達。壽州原為推康出去起見，並非不知君之委曲，其人柔而愎，與君性情相似。”b米b花b書b庫b www.7mihua.com
汪大燮主張將《時務報》交出，他與黃紹箕、孫家鼐商議的密謀，竟是調汪康年來京負責“選報”，即由其負責挑選全國各報刊的文章，上呈光緒帝。孫家鼐讓汪大康寫信給汪康年，先行進京，然後再上奏奉旨派定，以“不著痕跡”。孫家鼐不愧為一個官場運作的老手。如此一來，康督辦的《時務官報》文章是否被選上呈，將由汪來選定，以此來遏止康、梁。
所有這些密謀，康有為全不知情，就連在張之洞幕中的陳慶年，也不知情。
五、汪康年改《時務報》為《昌言報》與光緒帝旨命黃遵憲“查明”“核議”
汪康年六月十一日電報即提出“將《時務報》三字空名歸官，而另行出報”之策，得到張之洞支持後，立即開始了行動。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昌言報》第1冊刊行，並在封麵上注明“續《時務報》第六十九冊”。《昌言報》第1冊卷首刊印了六月初八日孫家鼐奏折及當日光緒帝的諭旨，並在其後刊出汪康年所作的“跋語”：
“謹案：康年於丙申之春，倡設《時務報》，惟時南皮張製軍提倡於先，中外諸大吏振掖於後，各省同誌複相應和，先後延請梁卓如、麥孺博、章枚叔、徐君勉、歐雲樵諸君為主筆；張少塘、郭秋坪、古城坦堂、潘士裘、李一琴、曾敬詒諸君翻譯東文、西文各報；複旁羅章奏要件，以備考求時事者之采擇。方懼指斥稍過，不免幹觸忌諱。不意言官奏請，遽蒙優詔改為官報，複派康有為督辦報務，實為草野之至榮。惟官報體裁，為國家所設，下動臣民之瞻矚，外關萬國之聽聞，著論譯文，偶有不慎，即生瑕釁，自斷非草莽臣所敢擅擬。謹已暫時停止，俟康工部到申，再由其籌辦。本報特改名《昌言報》，仍與從前《時務報》蟬聯一線，既上承聖主旁羅之至意，複仰體同誌扶掖之盛心。特謹跋於此。汪康年恭跋。”
言詞中機鋒甚利。且從該報形式和內容來看，此次改報，僅是換一名稱而己，一切皆如《時務報》之舊。
康有為很快得知消息，立即發電各地禁止。七月初五日（8月21日），兩江總督劉坤一發電總理衙門：
“頃康有為電，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私改為《昌言報》，抗旨不交，望禁發報雲。應如何辦理，請鈞示。坤。歌。”
初六日，總理衙門將該電呈光緒帝，光緒帝下旨發電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以轉送黃遵憲“查明”“核議”。“張之洞檔案”中收有該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