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本門派之中的“吳斌樓保鏢”一事，事實上是鏢師通過談判解決了打劫，通過演武贏得聲名和信任……可後來有一篇介紹吳斌樓的文章中，將這一段描寫得天花亂墜。
既然武人不嫻文字，文人不屑武事在中華武術幾千年的發展演變過程中造成了若幹無法彌補的損失，那麼鼓勵武人通文、文人習武、文武兼備就是中華武術發展的正確方向，是促進武術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
（一）武人著書唯謹慎
明清乃至民國時期的武術著作，盡管有的僅做到了點到為止，有的缺乏詳細的論證分析，然而已幾乎都成為了今日的經典。而“文革”後琳琅滿目的武術著作，實際上卻是良莠不齊，魚目混珠。從而造成一個沒有權威，沒有評論，甚至不辨真偽的局麵。是個人就能寫本書，不論其資曆如何，水平如何，研究程度如何。出版社自有“文責自負”做擋箭牌，至於造成認知上的混亂，讀者的茫然，後學青年的誤入歧途，則沒有人承擔責任。在這個“大師”泛濫、假貨充斥的時代，買書的時候還真得掂量掂量，別花了冤枉錢。本人讀書不多，深感如溫力先生、曠文楠先生、習雲太先生、邱丕相先生、馬明達先生、康戈武先生等人的大作及《中國武術史》等數十本作品，實為近年來值得一讀的有分量的武術專著。
著書立說絕非等閑事。不論是誰，隻要出書，都應該先考慮自己這本書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社會影響。書是不能粗製濫造的，更不能寫些文化糟粕，因為它會侵蝕讀者的心靈。王吳軍先生在《民國文人不肯輕易出書》一文中說：“民國時期那些真正做學問的文人即使學問淵博，著述的時候依然惜墨如金……他們總是生怕自己的文字稍有不慎貽誤後人。”“他們堅守的是一生隻出一本書的學術理念，真正把一本書寫好，比一生製造一百本書甚至幾百本書要難得多”。這是民國文人非常嚴謹的治學態度。他舉的不肯輕易出書的例子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國學大家陳寅恪先生、黃侃先生，以及我國現代美學的先行者和開拓者宗白華先生。
曹雪芹用了畢生精力寫了一部《紅樓夢》，研究《紅樓夢》成為了一門學問——“紅學”，這是一生一本書的價值。而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紅學”泰鬥、95歲的周汝昌先生用了60年研究這一本書，終成為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第一人，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集大成者。著作者曹雪芹、研究者周汝昌都是盡其一生專注一事。他們的嚴肅、嚴謹、執著、專注才是著作人的風骨。
一個武術家到了著書立說的地步必有幾十年的習武經曆，必集幾十年的研究成果，其心得體會必已提煉成能指導他人的理論和方法。這樣的武術書籍才對習武者、武術研究者有指導意義，有參考價值。
（二）撰寫武術專著來不得半點虛偽
武術專著，是學術著作而非藝術著作。藝術的核心價值是娛樂和審美，學術著作則是以科學精神的傳播。這是嚴肅的學術工作者與娛樂大眾的藝人的區別。
如果用藝術創造的態度和方法來撰寫武術專著，其結果必然是顛覆學術本身的價值和原則，對學術造成極大的破壞力。
武術書籍早就有偽書存在，其作偽方法之一便是假托名人之作。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易筋經》。《易筋經》是一部講述行功、運氣、導引、按摩、祛病延年的書。托名為達摩老祖之作。可實際上在明朝天啟四年（1624）之前，都不曾出現過《易筋經》的書名。《易筋經》成書大約在《精忠全傳》、《說嶽全傳》等小說流行之後，應該是在明朝後期才出現的。書前有兩篇序言，一篇托名唐初名將李靖，序於貞觀二年（628），另一篇托名南宋名將牛皋，序於紹興十二年（1142）。這兩篇序言都是謬誤百出。例如李序說，是虯髯客把《易筋經》傳給李靖的。實際上虯髯客是李靖死後200年傳奇小說中虛構的人物。牛序中稱嶽飛為鎮鄂大元帥，牛皋為宏毅將軍。實際上宋朝武職中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稱謂。可見李、牛兩序是後代一個缺乏曆史知識的人偽造的。而《易筋經》的實際作者是明朝天啟年間天台的紫凝道人宗衡。
古書作偽的方法之二是剽竊。據張傳璽先生在《少林武術與達摩並無關係》一文所講：《易筋經》在明末清初，隻有抄本流傳。最早的刊本是清嘉慶十年（1805）的祝文瀾刊本。後又有道光三年（1823）的隱齋本。這其實已到了清朝中期。大約在此期間《易筋經》傳入少林寺。二十多年後，由潘霨從少林寺傳出，定名為《衛生要術》，於鹹豐八年（1858）刊印。同時期有王祖源者，也從少林寺得到一本《內功圖》，和《衛生要術》內容相同，於光緒七年（1881）刊印，定名為《內功圖說》。潘霨的《衛生要術》和王祖源的《內功圖說》比紫凝道人的《易筋經》增加了不少內容，多是明清時期已在民間流傳的導引術、按摩術。其中《十二段錦》、《分行外功訣》、《內功圖》等都是剽竊自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徐鳴峰編的《壽世傳真》。若幹年後，不少人把這些東西說成是達摩的創造，終致以偽傳偽，以訛傳訛（當然，易筋經的健身作用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