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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唐、五代、北宋之詞家，倡優也。南宋後之詞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詞人之詞，寧失之倡優，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厭，較倡優為甚故也。
【賞析】
作詞最要避諱的就是一個“俗”字，寧可失之嬌妖作態，不能用俗字俗語。這裏說的俗是指被前人用多了的字詞，並不是生活瑣事，詩歌應該不避諱走向日常生活。南宋詞人在前代詞家的基礎上也有很大突破與發展，取得了可以與北宋扛鼎的成績。王國維說“南宋後之詞家，俗子也”是他對南宋詞所抱的一貫偏見。
四二
《蝶戀花》“獨倚危樓”一闋，見《六一詞》，亦見《樂章集》。餘謂：屯田輕薄子，隻能道“奶奶蘭心蕙性”耳。
【賞析】
柳永對詞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對內容的拓展、雅俗結合風格的建立、慢詞體製的創建三個方麵。而雅俗結合的風格最能體現柳永繼承與革新相結合的精神。其擅長白描手法，鋪敘刻劃，情景交融，以俚語入詞，多吸收生活中的語言。因此多數論者隻盯住柳詞之俗，隻要談到柳永詞便認為全是俗的，其實柳永詞並非一俗到底。
詞入宋之後，由於歌舞宴飲、淺斟低唱的享樂世風的滋蔓，形成了尚豔、尚柔而趨俗的局麵。在這種人文環境中，受世俗文化的市井風情熏染，柳永詞張揚出鮮明的“俗”的創作個性。其俗詞的興起，代表了當時追逐流俗的審美取向和創作趨向。他的詞“為情所役”，多用俚曲慢調、鄙俗之語，恣意抒寫世俗的男女情愛，源流上承接晚唐五代溫之花間詞而來，卻更具有濃厚的市井豔俗味。柳永詞與晏、歐詞雖有雅俗之分，一為貴族雅詞，一為市民俗詞，但晏、歐詞的富貴氣與柳永詞的市井態，本質上都是一種俗。柳永詞的“以俗為美”，往往遭人訾議，但是從柳永到周邦彥的百餘年間，大凡北宋重要詞家，或揚或棄多染指其間。
四三
讀《會真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讀《水滸傳》者，恕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儇薄語。龔定庵詩雲：“偶賦淩雲偶倦飛，偶然閑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餘輩讀耆卿、伯可詞，亦有此感。視永叔、希文小詞何如耶？
【賞析】
龔自珍為人恃才傲物，狂放不羈，他衝出考據學的藩籬，不為家學和時代學風所囿。在現實社會運動主要是農民起義的啟發下，他以特有的敏銳眼光，觀察現實，研究現實。他崇尚今文經學，鼓吹變革，其思想極富叛逆性，對於現實政治的批判往往肆無忌憚，被人視為“狂怪”。他的詩文淩厲彪悍，風格瑰奇，見識深刻，“以霸氣行之”。“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我勸天公重抖數，不拘一格降人才”等詩作即是此類代表。王國維，守舊派代表，自然對龔自珍這樣的人頗有微詞，說他“涼薄無行”也就不足怪了。
四四
詞人之忠實，不獨對人事宜然。即對一草一木，亦須有忠實之意，否則所謂遊詞也。
【賞析】
金應珪《詞選後序》雲：“規模物類，依托歌舞，哀樂不哀其性，慮歎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應酬，雖既雅而不豔，斯有句而無章，是謂遊詞。”詩人唯有忠實，才能抓住眼前景物，才能表現真實性情，一旦虛浮，就容易“隔”，也即“遊詞”也。
四五
讀《花間》、《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詠》。讀《草堂詩餘》，令人回想袁穀《才調集》。讀朱竹垞《詞綜》，張皋文、董子遠《詞選》，令人回想沈德潛《三朝詩別裁集》。
【賞析】
詞選編者的審美情趣與文學主張各不相同，所以其編輯的詞選也很不同，《花間》、《尊前》與《玉台新詠》、《才調集》的相似之處都是崇尚豔情，偏重男女情愛，風格濃豔。《詞綜》和《詞選》的編者卻推衍“淳雅”的詞學主張。沈德潛以儒家詩教為本，倡導“格調說”，鼓吹“溫柔敦厚”，《三朝詩別裁集》正是這一主張的體現。以上的詞選都對後世影響很大，不同的詞論和主張往往延伸出不同的流派，可見編者的審美導向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