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古詩雲：“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
【賞析】
這是創作的一種潛在心理動機。其較早的理論源頭乃是西漢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認為文學創作是“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後來又有北宋歐陽修的“窮而後工”，此“窮”乃“窮達”之“窮”，歐陽修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以其“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故能“寫人情之難言”，因此“窮者而後工”，且“愈窮則愈工”。至於唐代韓愈又有“不平則鳴”。
這些與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將創作動機歸為“本我”遭受壓抑、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將創作動機歸為生命力受到壓抑而產生的苦悶，都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類理論有三重內涵。其一，“不平則要鳴”，胸中憂思感憤，有所鬱積，則要出乎口而為聲為言，如若抑而不發，一則會導向不健全不健康的人格，一則心中的苦悶之情得不到理性的反思，因為訴諸筆下本就要經過一個理性提煉的過程。其二，因“窮”而“作”，則作品更有審美價值，因為這樣的作品中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尤其是慘痛的生命經驗以及對人生的思考，所以具有更強大的悲劇感染力、震撼力，從而引發更強烈的共鳴。其三，創作能幫助創作主體超越“窮”，因為創作是一種發泄、一種寄托，是一種思考、一種升華。
九
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
【賞析】
大凡理想的，都是簡單的。社會亦是如此，一個理想的社會，必是簡單而美好的。現實中卻恰恰相反，社會被“人”搞得不勝複雜。社會本是“人”組織起來而為“人”服務的，現在“人”卻反而為社會所奴役，可謂社會和“人”都被異化了。王國維言“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正是指社會上種種之顯規則、潛規則，使許多人因此而異化，喪失純真善良的本性，成為社會之奴。所以，在王國維看來，“赤子之心”便顯得彌足珍貴。恐怕隻有如李後主，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與世隔絕，才能不失其赤子之心。然而，宮闈傾軋鬥爭，宮中亦一社會，李後主身於其中而心超乎其外，可謂天性使然。故知“赤子之心”亦有天賦之意味。
王國維所言“文學上之習慣”，當指文學除本質特征之外而被附加上的一些屬性和功能，譬如他所說的“羔雁之具”，“美刺投贈之篇”“隸事之句”“粉飾之字”，尤其是過度地在這些附加之物上下功夫，反會扼殺文學天才之天賦，或者說將有限之精力轉移而耗盡在無用之物上。
這種“習慣”不僅扼殺許多天才，而且使一種文體從整體上、從根本上走向衰亡，“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本編第五十四則），“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作墮落而為機械。生氣剝喪了，隻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一套爛調子”（胡適《詞選》）。
十
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
【賞析】
詞家多就景敘情、以景寓情，看似寫景的白描，卻蘊藏著深深的款曲，一片清冷寧謐的畫麵，或隱含著嗟歎無語的落寞，或凸顯出孤獨寂寥的惆悵，更有以哀景寫樂情，以樂景寫哀情者，都是似寫景而實抒情。因此，有專作情語而妙絕者，卻無專作景語而妙絕者，事實上亦不可能專作景語。“無我之境”亦不是沒有情感的抒發，而是隱蔽地表現情感，是將情完美地融合於景中。
故知，情景交融、主客贈答便是有境界。
也有“情境交融”的說法，這裏隻以“物境”作“境”，王國維便指出，“境非獨謂景物也”，“境”不獨指客觀之景物，喜怒哀樂、主觀情感也是人心中的一種境界。故知，“境”有“物境”“情境”之別，而一切“物境”皆“情境”也。情、景以“真”而交融，隻要能寫真景物、真感情的，便是有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