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詩之唐中葉以後，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遊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賞析】
王國維以為，一種文體通行既久，則自成習套，詩至於唐中葉以後，便失卻其“真”，而作美刺投贈之篇，為隸事之句，用粉飾之字。至於五代、北宋，則難再於詩中別出新意、自出真意，故佳作絕少，因此另作它體，以求解脫，可謂詩敝而有詞。若以人來比擬文體，則詩“閱世”已深而失去真性情，詞“初生”而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佳作頗多。即便詩詞兼擅者，因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其詞亦遠勝於詩。至於南宋以後，詞亦流於習套，成羔雁之具，而真切自然之作漸少，故南宋之詞亦終不若五代、北宋之詞。隨著一種文體所承載者之真性情的喪失與減少，這種文體由始之盛走向終之衰，此乃文學升降變遷的一大關鍵。
詩詞之盛在乎“真”，當它被附加上本不屬於它的文體功能時，便被迫“異化”，失卻了區別於它物的本質特征，失卻了其生命的根本魅力，而當這種情況有著時代社會的普遍性時，詩詞便走向衰亡。
胡適於《詞選》中也有具體的說明：“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向都是處於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采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們的好處，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後，劣等的文人便來模仿，模仿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作墮落而為機械。生氣剝喪了，隻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一套爛調子，於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文學的生命又必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去了。”此與王國維之論是相互輝映的。
五
曾純甫中秋應製，作《壺中天慢》詞，自注雲：“是夜，西興亦聞天樂。”謂宮中樂聲，聞於隔岸也。毛子晉謂：“天神亦不以人廢言。”近馮夢華複辨其誣。不解“天樂”二字文義，殊笑人也！
【賞析】
曾純甫《壺中天慢》詞自注之語，以“宮中樂聲”為“天樂”，則此“天”是“天子”之“天”也。曾純甫不時賦詞進禦，受賞賚頗豐，以詞為羔雁之具，謀功計利，此已為王國維所鄙，加之曾純甫自神其說，更為王國維所笑。
毛子晉誤以曾純甫自注之“天樂”為天籟之音，遂以為曾純甫恃寵恣肆，無德卻有言，是“天神亦不以人廢言”也！
而為王國維所笑者，非但是毛子晉之“不解‘天樂’二字文義”，更是曾純甫之“不解‘天樂’二字文義”。毛子晉知其真義而不知曾純甫之義，曾純甫不知其真義，而以“宮中樂聲”為“天樂”，輕言此二字，是把高境作了俗用。
“天樂”者，此曲隻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是一種與天地合一的至高文學藝術境界。情景交融，主客契合，言不到處意到，言盡處意不盡，至於繞梁三日，回味無窮，是謂“天樂”也。“天樂”中更有天賦與靈感的閃耀，仿佛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爐火純青，不著痕跡。
故知此“天樂”絕非彼“天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