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歡樂的主題初現時，樂隊就啞然緘默，突然間，整個世界就安靜下來。這使歌唱的開始就帶著一種神秘與神聖的氣息。確實如此，這個主題簡直就是神明。“歡樂”自天而降，沉浸在超自然、超現實的平靜之中，它用柔和的氣息撫慰著痛苦，而當它絲絲滲入大病初愈的人的心靈中時，這種撫慰是如此的充滿柔情，正如貝多芬的朋友“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禁不住熱淚盈眶”一樣。當主題剛剛過渡到歌聲的部分時，先由低音表現，帶著一種肅穆而被壓抑著的情調，隨後慢慢地，“歡樂”抓住了生命。這是一次征服的戰鬥，是一場對痛苦的鬥爭。然後是進行曲的節奏，浩浩蕩蕩的軍隊向前高歌猛進，男高音的歌聲熱烈而又急促，在這些沸騰的樂章內，我們可以聞到貝多芬的氣息，他正呼吸著，感應著，呼喊著，他在田野之中奔馳，作著他的樂曲，受著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動，宛如大雷雨中的老李爾王。在戰爭的歡樂之後，是宗教似的沉醉，接著是神聖的狂熱，愛的瘋狂。全人類都激情四射，大聲疾呼著撲向“歡樂”，將它緊緊地擁在懷裏。
巨人的巨著終於退散了庸俗的空氣。維也納輕佻浮躁的氣氛，在那一瞬間，被他震撼了，但這城市的主流依然是羅西尼以及他的意大利歌劇。貝多芬頹廢而又憂鬱，打算移居至倫敦，計劃在那裏演奏他的《第九交響曲》。和一八〇九年一樣，幾個高貴的朋友懇求他不要離開自己的祖國。他們說：“我們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聖樂（指《Ｄ調彌撒曲》。）。它表達了您深邃的信念，聖潔的情操。照進您偉大心靈的神聖光輝也滲透在這部作品中。我們也知道，在您偉大的交響曲的王冠上，又添了一朵永存不朽的鮮花……這幾年來，所有關心您的人都為您的沉默而備感淒涼（貝多芬因為瑣碎的煩惱、貧窮，以及各種的憂患所困，在1816至1821的5年中間，隻寫了三支鋼琴曲（分別是第101、102、106號作品）。他的敵人抨擊他江郎才盡，直到1821年起他才開始重新工作。）。所有的人都悲哀地想著，正當外國音樂試圖在我們的土地上站穩腳跟、企圖使人遺忘德國自身的藝術時，我們的天才，在人類中占有那麼崇高地位的天才，竟然默默無言。……整個民族期待著新的生命，新的榮耀，期待一個不顧這個時代的風氣而建立起真善美的新時代，而這些唯有寄托在您身上……但願不久後您就能使我們的希望實現……但願依靠著你的才能，我們未來的春天，世界未來的春天，能夠加倍地繁榮”！（這是發生在1824年的事，署名的有C·李希季諾夫斯基親王等二十餘人。）這封慷慨激昂的信件，證明了在德國上層階級中，貝多芬不僅在藝術方麵享有崇高的聲威，在道德方麵同樣如此。他的崇拜者稱頌他的天才時，所想到的第一個詞既無關乎學術，亦無關乎藝術，而是“信仰”（1819年2月1日，貝多芬要求對侄子的監護權時，在維也納市政府高傲地宣稱：“對於我的道德品質，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就連維森巴赤這樣著名的作家都認為要發揚光大貝多芬的精神。）。
貝多芬被這些言辭感動了，決意留下。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在維也納舉行《Ｄ調彌撒曲》和《第九交響曲》的首場演奏會，盛況空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當貝多芬出場時，觀眾五次鼓掌歡迎，情況之熱烈，猶如要生成暴動。在德國這個講究禮節的國家，對皇族的出場，禮節上也是鼓掌三次。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麵幹涉。交響曲引起了狂熱的騷動。很多人甚至哭了起來。貝多芬在終場以後感動得暈了過去，大家把他抬到辛德勒家，他迷迷茫茫、渾渾噩噩的和衣而睡，不飲不食，直到次日清晨。但是，勝利火花瞬間寂滅，貝多芬並沒有因此榮耀收獲分文。音樂會沒有給他掙上什麼錢。物質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貧困交加，受著病痛的折磨（1824年的秋天，他很擔心要在一場暴病中送命。“像我親愛的祖父一樣，我和他有好多地方相似。”他胃痛得厲害。），他可謂是無依無靠，可是他還是勝利了：他戰勝了人類的平庸，征服了他自己的命運，馴服了他的痛苦。“要懂得犧牲，為了藝術，犧牲一切人生的愚昧和庸俗！藝術如同上帝，高於一切！”
此時他已達到了畢生的夙願。他抓住了歡樂。但是，在這控製著暴風雨的心靈高峰上，他是否能長此逗留？當然，他有時還是會徘徊於往昔的傷痛的暗夜，他最後的幾部四重奏裏亦充滿著詭異的陰影。可是《第九交響曲》的勝利，似乎在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榮的印記。他未來的計劃是（1824年9月17日致肖特兄弟信中，貝多芬寫道：“藝術之神還不願意死亡將我帶走，因為我還欠他很多。在我出發去天國之前，必須讓精靈啟示著我而要我完成我的藝術東西以留給後人，我覺得我才開始寫了幾個音符。”見貝多芬書信集第22頁。）：《第十交響曲》、《紀念巴赫的前奏曲》、為格裏爾巴澤的《曼呂西納》譜的曲子（詩人原作講述一個騎士戀上一個女神而被她囚禁，他思戀家鄉與自由，這首詩和瓦格納的名劇《湯豪舍》頗為相似，貝多芬在1823至1826年間從事此工作。）、為克爾納的《奧德賽》所作的曲子、根據歌德的《浮士德》譜的曲子（貝多芬從1808年起就想為《浮士德》譜寫曲子，這是他人生最重視的規劃之一。）以及清唱劇《大衛與掃羅》，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向往著德國古典大師的恬美境地，如巴赫與亨德爾，並且，他尤其傾向於陽光明媚的法國南部或者他魂牽夢縈的意大利（貝多芬在日記中寫道：“法國南部！是啊！是啊！”“離開這裏，隻要你能做成這一件事，你便能重登藝術的高峰。……寫一部交響曲，然後出發，出發，出發……夏天，為了旅費而工作，然後周遊意大利，西西裏，和別的藝術家一起……”）。1826年，施密特醫生見過他，說他氣色紅潤並且朝氣勃發。同年，當格裏爾巴澤最後一次見他時，貝多芬反而還鼓勵這位頹廢的詩人說：“啊，要是我能有你千分之一體力和魄力，那該有多好啊！”時事艱難，專製反動的政權橫行，思想界也被狠狠地鉗製壓迫著。格裏爾巴澤哀歎道：“言論審查製度將我戕害了。倘若一個人想要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前往北美洲去。”但沒有一種權力能鉗製貝多芬的思想。詩人庫夫納寫信給他說：“文字是可以被禁錮的，但幸運的是，自由之聲還沒有熄滅。”貝多芬正是偉大的自由之聲，也許他是德國思想界碩果僅存的自由之聲。他自己也感受到了這一點。他時常提起他的責任，那就是把他的藝術奉獻給“可憐的人類”，“將來的人類”，為他們造福——賜予他們勇氣，喚醒他們的迷夢，斥責他們的怯懦。他在給侄子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們的時代，需要強壯的心靈鞭策著這些可憐的人們。”一八二七年，米勒醫生說：“貝多芬對於政府、警察、貴族，永遠可以發表自由意見，甚至在公眾麵前也是如此肆無忌憚。警察當局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但將他的批評和責難看成無害的癡言夢語，因此這個光芒四射的天才可以平安無事。”（1819年他被警察當局起訴，因為他公開宣稱：“歸根結蒂，基督不過是一個被釘死在十字架的猶太人。”那時他正寫著《Ｄ調彌撒曲》。由此可見他是一個宗教觀念極其自由的人。他在政治方麵也是一樣的毫無顧忌，可以很大膽地抨擊他的政府腐敗。他特別指責這樣幾件事情：法院趨炎附勢且獨斷專行，程序繁瑣，妨礙司法公正；經常濫用職權；官僚腐化而又無能；頹靡的貴族享有特權，霸占著國家最高的職位。從1815年開始，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國的。據辛德勒說，他非常熱烈地讀著英國國會的記錄。1817年英國的樂隊指揮西普裏亞尼·波特到達維也納，說：“貝多芬用盡一切詛咒的字眼痛罵奧國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國來看看下院的情況。他說英國人的腦袋的確還長在肩膀上。”（1814年拿破侖失敗，列強舉行維也納會議，重新瓜分了歐洲。奧國首相梅特涅雄心勃勃，頗有隻手遮天之勢。對內奉行壓迫之政策，毫無言論自由。當時歐洲各國皆趨於反動統治，虐害共和黨人。但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早已彌漫全歐，蠢蠢欲動。從1820年的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的革命開始，1821年希臘獨立戰爭接踵而至，隨後1830年法國又有七月革命，1848年又有二月革命……貝多芬晚年的政治思想，正反映1814到1830年之間歐洲知識分子的反抗精神。讀者讀到此地，必須參考當時國際形勢，才能對貝多芬本人的思想有比較準確的認識。））
所以，沒有什麼力量能夠讓這股不可馴服的力量卑躬屈膝。這個時期，他似乎開始玩弄痛苦了。在他晚年，雖然環境依然惡劣（比如侄子的自殺事件），但此段時期所創作的音樂，卻呈現一幅嶄新的麵貌，它嘲弄著一切，睥睨著一切，鄙視和不屑著一切，同時，他也是歡樂的。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即他逝世的前四個月，他完成了第一百三十號作品，即四重奏的新的結束曲。那是非常輕鬆歡快的，但這種快樂並不是一般人常有的那種快樂，它時而是莫舍雷斯所說的那種嬉笑怒罵，時而又是戰勝了疼痛之後的拈花一笑。不管怎麼樣，他是勝利者。他不相信死亡。
然而死神還是來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底，他患了感冒，隨之病情加劇轉為了胸膜炎。此時是隆冬時節，他在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歸來，病倒在了維也納。朋友們遠在天邊，他打發侄兒去找醫生。但是據說這個沒心沒肺的家夥竟然忘記了這個重要的使命，兩天之後才想起來。醫生來得太遲了，況且治療的又不細致。他鋼鐵般的運動員似的體魄同病魔抗爭了三個月。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心愛的侄兒立為了正式的繼承人。他思念萊茵河畔的摯愛友人，他寫信給韋格勒說：“我多想和你說說話兒啊！但我身體太虛弱了，除了在心裏擁抱你和你的洛申以外，我什麼也做不了了。”（洛申即為韋格勒夫人——這是對埃萊奧諾雷的親密稱呼）如果不是幾個仗義的英國朋友，貧苦的陰影幾乎要籠罩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變得非常柔和，非常有耐心（一個名叫路德維希·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說他看見最後一次病中的貝多芬，覺得他心境寧靜，慈祥豁達至極。）。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的彌留之際，在經過了三次手術以後，貝多芬躺在床上等待著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間還安詳地說：“我耐著性子，想著大概一切事情都是善惡相伴吧，也許厄運也伴著善意（據格哈得·馮·布羅伊寧的信，說他臨死時還受著臭蟲的騷擾。他的四次手術時間分別是1826年12月20日，1827年1月8日、2月2日和2月27日。）。”
這個善意，便是解脫，正如像他臨終時所說的：“是喜劇的終章。”而我們卻說這是他一生悲劇的劇終。
在大風雨中，在一場疾風驟雨的高潮中，在一聲震耳欲聾的驚雷中，他離開了這個世界。一隻陌生的手替他合上了眼睛（這個陌生人是青年音樂家安塞爾姆·西頓布倫納。布羅伊寧寫道：“感謝上帝！感謝他結束了這長久悲慘的苦難。”貝多芬的手稿、書籍、家具，全部拍賣掉，代價不過175弗洛令。拍賣目錄上登記著252件音樂手稿和音樂書籍，共售982弗洛令。而談話手冊隻售1弗洛令零20。）。時間是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貝多芬！有多少人讚頌歌唱過他在藝術上的偉大！但他絕非僅僅隻是音樂家中的領軍人物，而是近代藝術史上最堅實勇敢的力量。對於那些受著苦難受著挫折的人來說，他是最偉大最親密的朋友。當我們對這世界的苦難感到疼痛和憂傷時，他會來到我們身邊，猶如坐在一個穿著喪服、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母親身邊，深深緘默著，在用他的鋼琴唱著他隱忍的哀歌，安慰那些哭泣的人。當我們因為和庸俗無知、道德缺失等醜惡現象鬥爭到精疲力竭的時候，就可以到他意誌與信仰的海洋中浸潤一下，就可以收獲到無窮盡的能量。他饋贈給我們的是一種勇氣、一種鬥爭的歡樂（他在致“不朽的愛人”信中寫道：“當我有困難可以對抗時，我總是快樂的。”而在1801年11月16日寫給韋格勒信中又稱：“我願活上千百次……我注定不能過恬靜的日子。”）、一種與上帝同在的迷醉之意。似乎在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感應中（辛德勒曾經說道：“貝多芬教給我大自然的學問，他在這方麵給我的指導和在音樂方麵沒有什麼區別。使他陶醉的自然的規律，是自然的基本威力。”），他竟獲得了大自然深邃而又無窮的力量。格裏爾巴澤對貝多芬是又害怕又欽佩，他在提及貝多芬時說：“他所到達的境界層次，是藝術居然和詭異、野性融合為一。”舒曼評價他的《第五交響曲》時也說：“盡管你時常聽到它，但它對你的影響始終如影隨形，猶如自然界的現象，雖然時時發生，但總是讓人充滿恐懼與驚奇。”他的摯友辛德勒說：“他抓住了大自然的靈魂。”的確，貝多芬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股力，他這種原始的力量在和大自然其他部分碰撞之後，便迸發了荷馬史詩般的精彩火花。
他的人生宛如一個雷雨天。最初是一個平靜如水的早晨，吹過幾絲懶洋洋的風。但在這靜止的空氣中，早就有一股隱隱的威脅和沉悶的氣息。然後，突然而至的陰霾湧過，電閃雷鳴，這是充滿著吼聲的恐怖沉默，一陣又一陣的狂風呼嘯，這就是《英雄交響曲》與《第五交響曲》。盡管如此，白日的清靈之氣沒有被汙染。歡樂依然是歡樂，悲哀中永存著一縷希望。但是，一八一〇年後，心靈的天平歪斜了。光線變樣了。明鏡台般的心靈仿佛也惹上了塵埃，這塵埃飄忽而起，忽而四散，忽而凝聚，它們像又詭異又變幻的騷動，將心靈籠罩。音樂的靈感在這層薄煙之中沉浮，這樣一兩次後，又完全消失了，湮滅了，直到曲終才會狂飆突進般地出現。甚至快樂本身也被蒙上苦澀與狂野的煙塵。所有的情緒都蘊含著一種悲苦，一種狂熱，一種毒素（貝多芬在1810年5月2日寫給韋格勒的信中說：“噢，人生多美，但我的卻永遠受著毒害……”）。夜幕降臨了，雷雨開始醞釀。隨後是蓄涵著雷電的厚重的烏雲，將夜染成了墨汁般的成色，暴風雨即將呼嘯而來，那是《第九交響曲》的開始。突然，在這風狂雨驟之際，黑暗被撕裂了，暗夜被堅強的意誌給趕走了，還給天地之間一片太平。
這是多麼華麗的征服啊！還有什麼勝利能夠和之比擬呢？拿破侖哪一場戰爭可以與之作比？奧斯特利茨哪天的陽光能有這種無上的光芒耀眼嗎？誰在心靈上獲得過這樣的凱旋？一個承受苦難的不幸者，他貧窮、殘廢而又孤獨，他被痛苦鑄就，世界不給他歡樂，他卻創造了歡樂來給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難凝成歡樂，可以用他自己的豪言壯語概括他的一生，這句話也是一切擁有力量的勇士的箴言：
“用痛苦來兌換歡樂。”——一八一五年十月十日貝多芬寫給埃爾德迪伯爵夫人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