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諾言並沒有完全兌現。這筆資助沒有如數提供，到後來就直接停發了。並且從一八一四年的維也納會議之後，社會風氣隨之大變。社會關注的焦點轉向了政治，藝術被忽略了，維也納的音樂口味也打上了意大利的風格，當時人們崇尚的是羅西尼（意大利作曲家羅西尼創作的《唐克來德》震撼了整個德國。根據鮑恩費爾德的日記裏關於1816年維也納沙龍裏麵的看法：“隻有老一輩的人才會欣賞莫紮特和貝多芬這樣的老氣橫秋的學者，直到羅西尼的出現，我們才知道什麼是旋律。《費德麗奧》是如此的差勁，真不明白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人不厭其煩地去聽。”——貝多芬最後一次鋼琴演唱會是1814年。），貝多芬被看做是“腐儒”。
貝多芬的朋友和保護人飄散的飄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親王死於一八一二年，李希季洛夫斯基死於一八一四年，洛布克維茲死於一八一六年。拉蘇莫夫斯基，這個貝多芬曾給他譜寫美妙的四重奏的人，在一八一五年二月舉辦了最後一場音樂會。也就是這一年，他和童年的朋友，埃萊奧諾雷的兄弟斯特凡·特·布羅伊寧失和（同年，貝多芬的弟弟卡爾死了。他寫信給安東尼·布倫塔諾：“他對生命是如此的執著，而我剛好相反。”），從此之後他深陷孤獨（那時隻有瑪利亞·範·埃爾德迪伯爵夫人還和他保持著友情，但是她也患上了不治之症，她的兒子暴卒於1816年。貝多芬題贈給她的作品有1809年的兩支三重奏（作品第70號）、1815年到1817年的兩支大提琴奏鳴曲（作品第102號）。）。他在一八一六年的筆記裏麵說道：“這個世界上我已經沒有朋友了，隻有我一個人孤零零的。”
這個時候貝多芬已經完全失聰了（除了聽不見之外，他的健康狀況也逐漸惡劣起來。從1816年10月起，他感染了風寒。1817年夏天，醫生說他患上了肺病，這年的冬天，他就是飽受肺病的折磨。1820到1821年患上關節炎，1821年是黃熱病，1823年又患上結膜炎。）。自一八一五年開始，他隻能通過筆與人交談。最早的談話記錄見於一八一六年（要注意的是，以作品第101號位代表，這年貝多芬的音樂創作風格發生了變化。他的談話手冊共有一萬一千頁，如今保存在柏林圖書館。1923年瓦爾特·諾爾開始整理出版1819年3月到1820年3月的談話記錄，但是後來出於不知的原因便停止了。），對於一八二二年的《費德麗奧》的演出，我們可以參考辛德勒的一段描述：“貝多芬要求指揮最後一次彩排……從第一幕的第二部唱起，他已經聽不到台上的演唱了。他把樂曲的速度放慢。樂隊跟著他的指揮棒進行，但是台上的演員卻自顧向前。然後場麵相當的混亂。樂隊的常任指揮諾姆勞夫沒有說什麼理由，隻是建議大家休息一下，在和歌唱者簡短交流之後，接著開始演奏。但是場麵仍然是極度的混亂，不得不再次暫停演奏。毫無疑問，貝多芬是不能繼續指揮了，但是怎樣才能讓他明白這個窘況呢？誰也不能對他說：‘退下去休息吧！可憐的人，你不能再繼續指揮了。’貝多芬開始不安，東張西望，企圖從大家的臉上看到症結的所在。但是大家都安靜地不做聲。他突然用命令的口氣呼喚我，我走到他的身邊，他在記錄本上示意讓我寫，在上麵我寫下：‘求您別再繼續了，等回家了我再給您解釋。’於是他跳上舞台，對我說：‘走吧！我們快點回家去。’他一口氣跑回家，進門就倒在沙發上，雙手捧著臉，一直到晚餐的時候，他都保持著這種痛苦的表情。吃完晚飯，我向他告辭，但是他示意我他不想一個人孤零零地呆在家裏。分手的時候，他求我陪他一起去看那個很有名的耳科醫生……在我和貝多芬的所有交往中，沒有哪天能夠與十一月的致命的這天相比。他內心受挫，甚至於到死亡的那一刻都不能忘記這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可怕的一幕（瓦格納在《貝多芬傳》裏麵關於貝多芬耳聾的事情，有很傳神的記錄。）。”
兩年之後，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揮（更準確地說是節目單上麵所說的“參與音樂會指揮”）《合唱交響樂》（即《第九交響曲》。）時，對於全場觀眾熱烈的鼓掌，他完全聽不見。直到一個女歌唱演員拉起他的手，讓他麵對觀眾，他才看到全場觀眾都站起來向他脫帽致敬。一位名叫羅素的英國旅行家，在一八二五年曾看到過他彈鋼琴的樣子，說他想表現柔音的部分時，琴鍵沒有發出聲音，但是在這靜寂中，隻可以看見他情緒變化萬千，臉部和手指都抽搐起來，指關節哢哢作響，這個場景真是令人動容。
他離群索居，沉寂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之中，隻有大自然能讓他稍許寬慰，泰蕾莎·特·布倫瑞克說：“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是他心靈的庇護所。在一八一五年，認識他的卡爾·納特說，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像他那麼熱愛自然的人，花草，雲霞，自然……他似乎就是靠這些而得以生存（他喜歡並憐憫動物。著名的史學家弗裏梅爾的母親說，她很長時間都對貝多芬持有仇恨的心理，因為她小時候很喜歡捕捉蝴蝶，但是貝多芬經常用手帕將它們驅趕走。）。貝多芬自己也曾經說過：“世界上應該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愛田野……我愛一棵樹甚於一個人……”在維也納，他習慣每天圍繞城牆走一圈。從黎明到黑夜，他一個人走在鄉間，帽子也不戴，就這樣頂著太陽或者冒著風雨。“萬能的上帝呀！在森林裏我很快樂，我很快樂，每棵樹都傳達著你的訊息，你的聲音。天啊！這是何等的神奇。在這些森林裏，在山岡上麵——一片靜謐，這是貢獻給你的靜謐。”
在自然的幫助下，他精神上的混亂暫時得以緩解，但是經濟的困頓讓他疲於奔波（他總是感覺自己的住所不舒服，在維也納的三十五年中，他搬家了三十次。）。一八一八年，他寫道：“我差不多要淪落到乞討了，但還是要裝作生活還沒有到捉襟見肘的地步。”他還說：“作品第一百〇六號的奏鳴曲是在情急之中而寫的，為了糊口而工作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施波爾說，他經常不能出門，因為他的靴子已經磨破了（路德維希·施波爾（1784—1859年），德國提琴家兼作曲家。）。他對出版商負債累累，而作品又賣不出價錢。《D調彌撒曲》開始預約發售時，隻有七個預約者，其中沒有一個是音樂家（他曾寫信給凱瑞比利求助，此人是同齡人中最為敬重的，但是凱瑞比利沒有回音。凱瑞比利，意大利人，時為法國音樂院長，作曲家，當時在音樂界享有極高的聲望。）。他創作的優美的奏鳴曲，每曲都要花費他三個月的時間，但總共也隻能給他掙三四十個杜加。加利欽親王讓他寫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號），也許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但是他的這些嘔心瀝血之作，並沒有給他帶來分文。生活的窘迫和無盡的訴訟使貝多芬飽受煎熬：或是為了得到拖欠的津貼，或是為了爭取侄兒的監護權——他的兄弟卡爾一八一五年死於肺病，遺下一個兒子。
他對兄弟的滿腔熱情全部傾注到這個孩子身上。但是接下來，這個孩子給他帶來的卻是殘忍的折磨和痛苦。猶如命運特殊的眷顧，特意給他增添一些苦難，不至於使他的天才缺乏營養。
首先他要做的就是與他那個不稱職的弟媳爭奪小卡爾的監護權。他寫道：“噢！我的上帝，我的城牆，我的防衛，我唯一的庇護所！你洞察我靈魂深處所有的思想。當我使那些企圖和我爭搶卡爾的人受苦時，我內心的苦楚和酸痛，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如何稱呼你的神靈啊，請聽我訴說，我是你造物時的可憐蟲，請接受我的祈求吧。（他寫信給斯特萊謝爾夫人說：“我從不報複。當我不得不采取行動對付別人時，那隻是出於自衛，或者是為了阻止他們做惡而已。”）”
“噢。上帝！請救救我吧！你看！因為我不願與非正義妥協，我被全人類遺棄！請接受我的祈求，至少能讓我和卡爾生活在一起！……噢！殘酷無情的命運，無法撼動的命運。我的苦難永無盡頭。”
但是，這個被嗬護和寵愛的侄子，顯然辜負了他伯父的信任。貝多芬寫給他的信充滿了悲愴和感慨，就像米開朗琪羅寫給他兄弟們的信，但是更加天真，更加感人：“難道我得到的是又一次的卑鄙的忘恩負義？算了吧，如果我們之間的關係要破裂，那就隨他去吧！一切有正義感的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都會鄙夷你的。……如果我們的關係使你的行為受縛，那麼就按照上帝的意誌去做吧。我將你交給至高無上的神明麵前，我已經竭盡全力了。站在最高審判前麵，我問心無愧……（見《貝多芬書信集》第343頁。）”
“你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孩子，但是努力學習做一個真誠樸實的人對你是沒有壞處的。你對我的虛偽行徑，讓我痛苦萬分，無法釋懷……上帝可以給我作證，我隻想與你相隔千裏，遠離這可憐的兄弟和令人厭倦的家庭……我再也不會相信你了。”下麵的署名是：“你不幸的父親。或更好：不是你的父親（見《貝多芬書信集》第314頁。）”。
但是寬恕接踵而至了：
“我親愛的兒子！什麼都不要說了，回到我的懷抱裏吧，我不會再對你嚴厲苛責了……我會像以前一樣愛你。對於你的前程，我們可以好好地商量。我以我的名譽擔保，絕對不會有責備的言辭！因為那是毫無意義毫無用處的。我能給你的就是最深切的關懷和幫助，來吧，來到你父親溫暖的懷抱裏麵。來吧，看到這封信就趕緊回家吧。”（他在信封的旁邊又用法文寫道：“如果你不回來，我就不能活了（見《貝多芬書信集》第370頁。）。”）
“別對我撒謊，不要欺騙我，”他哀求道，“永遠做我最親愛的兒子！你如果用虛偽來報答我，如同他人一樣，那你就太過分了！……別了，我雖然不是你的親生父親，但是我將你撫養成人，並在心靈上培育你，我對你的愛超過了父愛，我真心希望你能走上善良和正直的寬闊大路。你忠誠的父親（見《貝多芬書信集》第362—367頁。另一封信是1819年2月1日的，從信中可以看到貝多芬熱烈希望侄子成為“一個對國家有益的公民”。）。”
對於這個不乏聰明的侄兒，貝多芬對他的前途有很多的考
慮，本意是讓他接受高等教育，但是經曆了諸多的籌劃之後，最後隻能答應讓他經商。然而卡爾經常出入賭場，欠下不少債務。
這些現象很奇怪，總是超乎人們的想象。伯父偉大的情操不但沒有對侄兒形成有效的幫助，反而對他有害，促使他因惱羞成怒而產生抗拒心。正如他自己所言：“伯父越讓我上進，我就越是要變的更壞。”這種忤逆的話，可見出他浪子般的喪盡天良。一八二六年，他在自己頭上開了一槍。他沒有死，但這件事情幾乎讓貝多芬送命：此事給他帶來的難堪使他從此萎靡不振了（辛德勒當時看到他，說他一下變成了七十歲的老人，精神恍惚，意誌消沉。如果卡爾死了，他也必死無疑。——幾個月之後，他果然病倒了。）。
卡爾傷好了，繼續活著讓伯父受苦。伯父的死，也未必與他沒有關係。貝多芬臨終的時候，他居然不在身邊。貝多芬在去世前幾年，曾在給侄子的信中說：“上帝始終沒有拋棄我。將來總會有人替我合上雙眼。”但是那個替他合上雙眼的，竟然不是被他稱為“我兒”的那個人。
他沉淪於悲苦的深淵中，但仍然歌唱歡樂。
這是他畢生的計劃。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的時候就有了這個想法（據1793年1月費舍尼西致夏洛特·席勒的信件。席勒於1785年寫成《歡樂頌》。貝多芬所用的音樂主題，先後見於1808年的第80號作品——《鋼琴之迷戀、樂隊、合唱幻想曲》和1810年根據歌德的詩歌譜曲而成的《歌曲》。而根據1812年艾瑞克·波瑞格的筆記，在《第七交響曲》的擬稿和《麥克佩斯前奏曲》的計劃之間，有一段樂稿是采用席勒原詞的，其音樂主題被用於後來的第115號作品《納門斯弗爾前奏曲》。《第九交響曲》內的一些音樂主旨在1815年以前已經出現。而定稿中歡樂頌歌的主題和其他部分的曲調，都是1822年寫下的，其後才寫的中段，再後來寫的行板、中板部分，直到最後才寫成慢板。對於斯格爾勒詩歌用“自由”代替“歡樂”，參看查爾斯·安德爾在《自由談》1905年7月8日的文章。）。他人生最大的歡樂就是創作《歡樂頌》，並要把這作為他某部大作的結局。關於頌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裏等等問題，他都猶豫躊躇、搖擺不定。即使在創作《第九交響曲》的期間，他也不曾堅定過。直到最後一刻，他還想把《歡樂頌》留下來，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響曲中去。值得一提的是，《第九交響曲》的原題，並非現在所稱的《合唱交響曲》，而是《以歡樂頌歌的合唱為結局的交響曲》。因此，《第九交響曲》本來可能有另外一種結局。一八二三年七月，貝多芬還考慮過給它一段器樂曲的結束曲，這一段結束曲，後來被他用在了第一百三十二號作品的四重奏內。車爾尼和鬆萊特納確言，即使在一八二四年五月演奏過後，貝多芬還沒有放棄這種想法。
想要在交響曲中引進合唱，這在技術上是有著極大的困難的，此狀況從貝多芬的草稿就可以看出，他做過無數的實驗，也考慮過別的方法，並試圖在這件作品別的段落引入。在慢板的第二主題的草稿上，他寫道：“也許在這裏引入合唱比較合適。”但他不能堅決地和他忠誠的樂隊分手。他說：“當我迸發出靈感時，我總是聽見樂器的聲音，卻從未領略到歌聲。”所以他盡可能地推後延遲歌唱的時間，不僅開篇運用器樂曲，終曲的吟誦曲亦是如此，他將歡樂的主題全部交給了器樂。
對於這些延遲和躊躇的解釋，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地探究其深刻的內在因素。這個不幸的人永遠受著哀傷的折磨，卻又永遠想著謳歌“歡樂”的美，他年複一年地推遲這項計劃，恰恰是因為他永遠沉淪在激情和憂傷的漩渦中。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才完成了心願，而這完成之時，是多麼的偉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