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垂死的哀鳴，臨終的哭訴，可是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堅毅的天性使他不甘在磨礪麵前輕易屈服：“我的體能和智力與日俱增，……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受到我的青春不過才開始。我已經看到那個隱約的目標，我每天都能離他近些。……噢！如果我能擺脫疾病的困擾，那我就能擁抱世界！……除了睡眠之外，我不知道還有其他的休息。遺憾的是我不得花費更多的時間來休息。但願我能擺脫疾病的糾纏，哪怕能緩解一半也好，那時候……不，我不能忍受下去。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永遠也不能讓我屈服。如果能夠享受千百次的人生就好了！”（據貝多芬《給韋格勒的信》，《貝多芬書信集》第18頁。）
這愛情，這痛苦，這意誌，沮喪和驕傲交替的煎熬，這些內心的悲劇，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所作的偉大作品中。如：附有《葬禮進行曲》的第二十六號奏鳴曲；稱為《月光曲》或《幻想奏鳴曲》（作品第二十七號）；作品第三十一號中的第二奏鳴曲——其中戲劇式的吟誦體恍如一場偉大而淒婉的獨白；獻給亞曆山大大帝的第三十號作品——提琴奏鳴曲；第四十七號作品《克勒策奏鳴曲》；根據蓋勒特的詞句所譜寫的六支悲情的宗教歌曲，即第四十八號作品。而一八〇三年的《第二
交響樂》則更多地反映他青春的愛情，從中可以感受到壓倒一切的堅強意誌，一股積極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將情緒的陰霾一掃而空，曲終處則湧現一股沸騰的生命力。貝多芬執著地持有幸福的信仰，不願相信自己悲劇的命運不可逆轉，他渴望痊愈，渴望愛情，內心滿是希望。
這樣的作品有好幾部，它們都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充滿戰鬥的節奏感和力量感。這種特色在《第二交響曲》的“快板”與“終局”中體現的尤為明顯，而獻給亞曆山大大帝的奏鳴曲的第一章，更富於英武壯烈的氣概。這種音樂所特有的戰鬥性，令人想起產生它的時代。大革命已經深入到了維也納。貝多芬也卷入了時代的洪流中。騎士賽弗裏德說：“他和親密的朋友一起，很暢快地討論時局，能夠準確判斷、目光犀利且觀點明確。”他同情並傾心於革命黨人。在他生命晚期和他最親密的朋友辛德勒說：“他推崇共和的原則。他主張公民擁有無限製的自由，希望能早日實現民族的獨立……他渴望大家齊心協力地建立政府、管理國家。渴望法國實現普選，希望拿破侖·波拿巴建立起這個製度來，替人類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個受著普魯達克的熏陶的、熱愛革命的古羅馬人，夢想著由勝利之神建立的英雄的共和國，而這個所謂勝利之神便是法國的首席執政。於是他接連寫下了和帝國有關的史詩：以波拿巴為題材的《英雄交響曲：波拿巴》（最初的樂曲手稿上還寫著“波拿巴”這個題目。但是在此期間，他得悉了拿破侖稱帝之事而大發雷霆，嚷道：“那麼他也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盛怒之下，他撕掉了獻詞，換了一個報複意味很濃但是又很栩栩如生的題目：“英雄交響曲……紀念一個偉大的遺跡”。辛德勒說他以後對拿破侖的惱恨也消解了，隻是把他看做一個值得同情的可憐蟲，一個從天上掉下來的“伊加”。（希臘神話中的伊加用蠟把翅翼粘在身上，從克裏特島上逃出，飛近太陽，蠟為日光熔化，以致墮海而死。）當他在1821年聽到幽禁聖埃萊娜島的悲劇時，說道：“十七年前我所寫的音樂正適用於這可悲的事件。”他很高興地發覺，在《葬禮進行曲》對拿破侖這個英雄角色的命運有非常敏感的預感。因此很可能，在貝多芬的思想內，就像第三交響曲的第一章所表達的，是波拿巴的一幅肖像，當然和實在的人物不同，但確是貝多芬理想中的拿破侖，換言之，他要把拿破侖描寫成為一個革命的天才。1801年，貝多芬曾為標準的革命英雄，自由之神普羅米修斯做過樂曲，其中有一主句，他又在《英雄交響曲》的終曲裏重新采用。）以及光榮的敘事史詩《第五交響樂》（一八〇五至一八〇八年）的終曲即C小調交響樂。這是一章真正的革命的音樂：其間跳動著時代的脈搏和靈魂，那麼強壯，那麼純潔，在孤獨的巨人的心中，當代巨大的變故總是顯得強壯與純潔的，這種印象即使在與現實接觸之後也不會絲毫受到損毀。貝多芬藝術靈魂的麵目，也染上了這種史詩般的戰爭色彩。在當時的作品裏，處處都可以尋覓到這樣的蹤影，也許作者連自己都不曾覺察到，但在《科裏奧蘭序曲》（一八〇七年）內，有狂風暴雨的呼嘯之聲，而第十八號作品《第四四重奏》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異曲同工，俾斯麥曾經這樣談論過一八〇四年的第五十七號作品《熱情奏鳴曲》：“如果我能經常聽到這首曲子，那麼我勇氣之源將永遠不會枯竭”（羅伯特·特·科伊德爾曾任德國駐意大使，著有《俾斯麥及其家庭》（1901年）一書。以上事實即引自該書。1870年10月30日，科伊德爾在凡爾賽的一架破舊的鋼琴上，為俾斯麥奏這支奏鳴曲。對於這件作品的最後一句，俾斯麥說：“這是整整一個人整整一生的鬥爭與哀慟。”在所有音樂家中，他獨鍾情於貝多芬，他常常說：“貝多芬最能撫慰我的神經。”）。還有《哀格蒙特序曲》，以至於在第七十三號作品《降Ｅ大調鋼琴協奏曲》（一八〇九年）中，最需要精湛技巧演繹的部分都是壯烈的，猶如萬馬奔騰而過的氣勢。而這也不足為怪，在貝多芬寫作品第二十六號奏鳴曲中的“英雄葬禮進行曲”時，比《英雄交響曲》的主人公拿破侖更值得他謳歌的英雄——霍赫（拿破侖曾攻陷維也納兩次。霍赫為法國大革命中最忠誠、勇敢、純潔的軍人，為史所稱。1797年戰死科布倫茨附近。）將軍，正戰死於萊茵河畔，他的紀念碑像至今還屹立在科布倫茲與波恩之間的山岡上，即使當時貝多芬不曾知道這件事，但他在維也納也已目睹了兩次革命的勝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當貝多芬的歌劇——《費德麗奧》首演時，在座的便有法國軍官。於蘭將軍，巴士底獄的勝利者，當時就居住在洛布科維茲家裏，作為貝多芬的朋友兼保護人，貝多芬將《英雄交響曲》與《第五交響曲》題獻給他。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侖駐紮在舍恩布倫（貝多芬的寓所在維也納的城堡附近，拿破侖攻下維也納時曾炸毀城牆。1809年6月26日，貝多芬致布賴特科普夫與埃泰爾兩位出版家的書信中說道：“何等野蠻的生活，在我周圍多少的廢墟頹垣！隻有鼓聲、喇叭聲，以及各種慘象！”1809年有一個法國人在維也納見到他，保留著他的一幅肖像。這位法國人叫做特雷蒙男爵。他曾描寫貝多芬寓所中淩亂的情形。他們一同談論著哲學、政治，特別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亞”。貝多芬幾乎決定跟男爵上巴黎去，他知道那邊的音樂院已在演奏他的交響曲，並且有不少佩服他的人。 ）。不久貝多芬便憎惡了法國的征略者。但他對於法國人史詩般的功績，依舊狂熱欣賞和崇拜著，所以沒有他這種有切身感受的人，根本無法真正理解他用來歌頌軍功和勝利的作品的涵義。
後來，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響曲》的創作，一反常態，不經擬稿就一口氣寫下了《第四交響曲》。幸福之神眷顧了他。一八〇六年五月，他和泰蕾莎·特·布倫瑞克訂了婚（在1796至1799年期間，貝多芬在維也納認識了布倫瑞克一家。朱麗埃塔·居奇亞迪是泰蕾莎的表姐。有一個時期貝多芬似乎也鍾情過泰蕾莎的妹妹約瑟芬娜，她後來嫁給戴姆伯爵，又再嫁給施塔克爾貝格男爵。關於布倫瑞克一家的詳細情形，可參看安德烈·特·海來西氏著《貝多芬及其不朽的愛人》一文，載入1910年5月1日及15日的《巴黎雜誌》。）。她早就愛上了他。貝多芬到達維也納的早期，結識了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並與之成為了朋友，當時她還是一個小姑娘，跟著貝多芬學鋼琴，那時她就對貝多芬心生愛慕。一八〇六年，貝多芬在他們匈牙利的馬爾托伐薩家裏做客，在那裏他們開始相戀。泰蕾莎·特·布倫瑞克至今還保存著對於這段幸福時光的美妙回憶。她這樣寫道：“周日的一個晚上，用過了晚餐，貝多芬端坐在鋼琴前麵，月光透過窗戶，灑滿了他的全身，然後他放平了手指在鍵盤上來回輕輕地撫弄著。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他這種習慣。他通常都是這樣開場。隨後，他在低音部彈了幾個和弦，接著，慢慢地，他用一種神秘的莊嚴的神情，奏著一首賽巴斯蒂安·巴赫的歌：‘如若癡心相贈兮，不如默默相傳兮。摯愛深情，勿為他知。’（這首美麗的歌題為《喬瓦尼之歌》，原存於巴赫的夫人安娜·瑪格達蘭娜的手冊上，有人疑非巴赫原作。）母親和神父皆已經入睡，哥哥專注地凝眸遐想著。他的歌浸透了我的內心深處，生命由此美滿而豐腴。第二天早上，我們在花園中邂逅了，他對我說：‘我正在寫一部歌劇。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麵前，不論我至於何地，止於何地，他總是和我同在。我從沒到達過這般崇高的境地。一切都那麼光明和聖潔。在此以前，我猶如童話裏的孩子，隻管一心一意地撿取石子，而漠視了路旁的絢爛鮮花……’一八〇六年五月，隻需獲得我最親愛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訂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