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施泰因豪澤為他畫的肖像最能體現他當時的風神。這一幅肖像與後來貝多芬的肖像相比，無異於蓋蘭（蓋蘭（1774—1833），法國名畫家，繪畫年輕時期的拿破侖。）畫的拿破侖肖像之於別的拿破侖肖像，拿破侖在蓋蘭的肖像中有張嚴峻的臉，激情似火，野心勃發。畫上的貝多芬比實際年齡顯得年輕。瘦削的、筆直的高領使他頭頸僵硬，目光顯得睥睨一切而又微微有些緊張。他深知他的意義價值之所在，他對自己的力量深信不疑。一七九六年，他在日記本上這樣寫道：“勇敢吧！盡管身體不佳，但天賦必勝無疑……二十五歲！不是已經來臨了嗎？……這個年齡，應該是我大顯身手的時候。”（那時他才嶄露頭角，1795年3月30日在維也納舉行了自己首次鋼琴演奏會。）德·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都說，他姿態高傲，舉止粗野，目空一切，神情抑鬱，並帶著非常明顯的地方口音。但他藏在笨拙驕傲之下的敏感善良，惟有幾個十分親密的朋友才了解。當他寫信給韋格勒敘述他的成功時，第一個念頭就是：“假如我看見一個朋友陷於窘境，我的錢又不夠幫助他時，我要做的隻是坐在書桌前麵，在片刻之間便解決了他的困難……你瞧，這是多麼美妙的一件事啊。”（以上見貝多芬《致韋格勒書》（1801年6月29日），1801年前後，他曾在給裏斯的信中這樣寫道：“隻要我不匱乏，那麼我的朋友就什麼也不缺。”）隨後他又說道：“我的藝術應當造福於窮人。”
此時，病痛已在叩門，一旦走進他的身體內就再也不曾離開。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〇年間，耳聾開始侵蝕著他（在1802年的遺囑內，貝多芬提到他的耳聾已開始了六年，也就是說是從1796年開始的。同時我們可注意他的作品目錄，惟有包括三支三重奏的作品第一號，是1796年前製作的。第二號作品包括三支最初的奏鳴曲的作品，是1796年3月出版發行的。因此可以說貝多芬全部的作品都是耳聾後寫的。關於他的耳聾，可以參見1905年5月15日德國醫學叢報上克洛茲·弗雷斯托醫生的文章。他認為這病是受一般遺傳的影響，也許與他母親的肺病也有關係。他分析貝多芬1796年所患的耳咽管炎，到1799年變成嚴重的中耳炎，因為治療不善而發展為慢性的中耳炎，隨後耳聾的程度逐漸增加，但沒有完全聾。貝多芬對於低沉的聲音比高音更為敏感。在他晚年，據說他用一支小木杆，一端插在鋼琴箱內，一端咬在牙齒中間，用以在作曲時聽音。（這個問題還可以參見柏林·莫皮特市立醫院主任醫師雅各布鬆在190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1810年左右，機械家曼紮爾為貝多芬特製了聽音器，這個器械至今尚保存於波恩城內貝多芬博物院。），耳朵日夜嗡嗡的鳴響，內髒也遭受疼痛的折磨而不得安寧，聽力也越來越差，對聲音的敏銳已是大不如前。這些事情他不僅瞞著自己的家人，連親密的朋友他也諱莫如深。他躲避人群，避免和他人交往，以免別人發現他的殘疾，他一個人孤獨地守候著這個殘忍的秘密。但是到了一八〇一年，他不能再緘默了，他在絕望之中告訴了他的兩個朋友——韋格勒醫生和阿曼達牧師：“我親愛的、善良的、誠摯的阿曼達，……我多希望你能時常在我身旁啊！你的貝多芬真是可憐至極，要知道，我身體最高貴的一部分，我的聽覺，已經嚴重地衰退了。當我們同在一起時，我已覺察到許多跡象，我瞞著你，從此每況愈下……它還會痊愈嗎？我當然如此希冀著，可是希望非常渺茫，這種病是無藥可治的。我過著淒慘的生活，躲開我熱愛和珍惜的一切，在這個如此可憐、如此自私的世界上，而這些又是如此的可貴！我隻能在悲憤中隱居遁世，聽天由命。當然，我決心擺脫這樣痛苦的命運，可是，這有可能嗎？”（據《貝多芬書信集》第13頁。）
在給韋格勒醫生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過著一種悲涼的生活。這兩年來我一直逃避和別人的一切交流，因為我不能和別人說話，我現在成了一個聾子。如果是其他的行業，我尚且可以從容應對。但對目前所從事的特殊職業來說，這無異於晴天霹靂。我樹敵過多，他們將如何對外詆毀我呢？在劇院裏麵，我不得不坐得離樂隊很近才可以聽得見演員們所說的話，一旦離得稍遠點，就聽不到音樂的演奏和演員們高昂的聲音……如果別人輕慢點，還能勉強聽清，可如果別人大聲嚷嚷，我真是難以忍受……我常常詛咒自己為什麼命運如此悲慘……普魯達克（普魯達克：公元一世紀希臘著名的史學家和倫理學家，著有《希臘和羅馬名人傳》和《道德篇》。）教我忍受這一切。但如果可以的話，我寧願直立起來反抗這命運。然而，在某些時刻，我覺得我是上帝最可憐、最悲劇的造化物……我不得不忍受命運的安排。是多麼悲慘的避難所呀！但我卻別無選擇！（據《貝多芬書信集》第14頁。）
這種悲劇式的心緒滲透在他部分作品中，在當時一部分的作品裏也有所表現，例如十三號作品《悲愴奏鳴曲》（一七九九年），尤其是第一號作品之三的奏鳴曲中的廣板（一七九九年）。但奇怪的是並非所有的作品都帶有如此憂鬱沉重的情緒，還有許多樂曲，比如歡快喜悅的《七重奏》（一八〇〇年）、清明透徹的《第一交響曲》（一八〇〇年），都反映了一種青年人無憂無慮的天真情懷。毫無疑問的，讓心靈適應疼痛也需要一些時光，但是它是那樣的需要歡樂，所以實際上沒有歡樂時就隻有靠自己來創造。當“現在”太過於殘酷時，靈魂就沉浸在“過去”中生活。往昔的美妙歲月不會轉瞬即逝，即使當它們不複存在了，其光芒依然會悠遠地照耀現在和未來。當貝多芬孤獨一人在維也納受難時，對抗這種苦難的正是他對遙遠故鄉的美好回憶。那時他的思想都印刻著這樣的痕跡。《七重奏》中以變奏曲形式出現的行板的主題便是一支讚頌萊茵河的曲子。《第一交響曲》（C大調）也是和萊茵有關的作品，是青年人懷揣夢想微笑的詩歌。它是那麼的歡快愉悅，給人以閑適的享受，可以從中體會到它渴望取悅人們心靈的願望。但是在某些段落和引子裏麵，在低音樂器的明暗對比中，在神秘的諧謔曲中，我們可以多麼激動地在那張青春的臉上看到未來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所畫的《聖家庭》中幼嬰的眼睛，其中可以窺見他未來的悲劇（波提切利是文藝複興前期意大利著名的畫家，他在《聖家庭》中所畫的幼嬰即為耶穌，隱喻未來的悲劇。）。
除了肉體的痛苦，別的痛苦也時常折騰著他。韋格勒說，他所見過的貝多芬總是抱著異乎尋常的激情去熱愛一切。這些愛似乎永遠是純潔無瑕的，在貝多芬那裏，激情與歡欲之間毫無關係。現代人常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實在是他們全不知道何謂愛以及愛是多麼珍貴難得的關係。在貝多芬骨子裏，或多或少散發著清教徒的氣息，對於粗野的談吐與思想，他是極度厭惡的，而對於愛情卻抱著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據說他不能原諒莫紮特，因為後者不惜辱沒自己的才華去寫《唐·璜》（唐·璜：歐洲傳說中有名的登徒子，莫紮特曾寫過歌劇題材的唐·璜。）。他的摯友辛德勒曾確言“他一生潔身自愛，從未有過任何的越軌行為”。這樣的一個人注定是要受愛情欺騙，做愛情的犧牲品的。的確如此，他這一生，不斷地如飛蛾撲火般去戀愛，如醉如狂般癡愛顛倒，不斷地幻想著幸福降臨，但現實總是如此的殘忍，幸福幻滅之後便是痛苦的長期煎熬。如果你想探尋貝多芬最豐滿的靈感源泉，那就必須在這種時而熱愛、時而驕傲地反抗的輪回中去追尋。直到晚年，他與生俱來的熱情之火，才在時間的磨礪和悲風淒雨般的隱忍中趨於平靜。
一八〇一年時，他熱戀的對象是朱麗埃塔·居奇亞迪，後者因為貝多芬獻給她的那首著名的第二十七號作品之二——《月光奏鳴曲》而聞名世界。他寫信給韋格勒說：“我的生活又變得愉悅了些，和人的交往也頻繁些……這種變化是一個可愛又有魅力的姑娘帶來的，她愛我，我也愛她。這是兩年來我第一次享受到的幸福的時光。”（以上見一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信。）可是他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首先，這段愛情使他感受到長期折磨他的殘疾之痛，敏感的隱秘被再次戳傷，而境況的艱難，使他無法娶自己深愛的姑娘。其次，居奇亞迪是個風騷、幼稚而又自私的女人，這使貝多芬非常苦惱。一八○三年十一月，她居然嫁了加倫貝格伯爵（隨後她還厚顏無恥地利用貝多芬對她的感情，要貝多芬幫助自己的丈夫。貝多芬答應了。他在1821年與辛德勒的會見談話記錄中這樣寫道：“他是我的敵人，所以我更要盡力幫助他。”但因此貝多芬更加瞧不起她了，他用法文寫道：“她到維也納來找我，哭泣著，可憐兮兮的，但是我瞧不起她。”）。這樣的愛情能給人心靈以毀滅性的打擊，而像貝多芬這樣早已被疾病折磨得異常虛弱的靈魂來說，這樣的愛情無疑是一次滅頂之災。他這一生，隻有這一次到達了瀕臨死亡的崩潰盡頭。此時，他正經曆著一個絕望的苦悶時期。盡管如此，他還是從這個絕望苦悶的境地中回過神來。這從他寫給自己的兄弟卡爾和約翰的遺囑——《海靈根斯塔特遺囑》中可以看得出來，他在其中詳盡地講明了事情的真實和細節，並注明：“請在我死後拆閱並執行”（時為1802年10月6日。）。那是撕心裂肺式的呐喊，是困獸猶鬥般的反抗。使人聽之無不動容。他差點兒就要自殺，但是他那種堅毅的精神和頑強的道德意誌挽救了他（他在遺囑裏叮囑說：“教給你孩子高尚的道德，使人幸福的是德行而非金錢。這是我的經驗之談。在患難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殺的，除了藝術以外也是道德。”他又在1810年5月2日的致韋格勒的信中說：“假如我不知道一個人在還能完成善的行為時就不該結束生命的話，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並且是我自行了斷。”），不過他痊愈的希望也就此破滅了，“連一向支持我的卓越勇氣也離我而去。噢，萬能的上帝，請賜予我一天純粹的快樂吧，哪怕就隻有一天。我已經很久沒有聽過遙遠而又歡樂的歌謠了。噢！是何時呢？噢！上帝呀！什麼時候能在人類和自然的廟宇中感受到快樂呢？永遠不能嗎？不！噢！這太殘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