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起1986年4月15日美國借口西柏林夜總會爆炸案轟炸利比亞、可事後調查此事與利比亞無關時，佳米拉拍案而起，“41個利比亞人白死了，美國憑什麼？”話題又扯回農業：“我們渴望中國的農業技術，中國蔬菜在這兒長得特別好。”我問佳米拉：“你不想去美國學農業嗎？”她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美國把我的同學全趕回來了，英國也不會給簽證，說我們全是恐怖分子！”我們問道：“那你為什麼不去中國留學？”佳米拉兩手一拍，“空中封鎖，我去不了呀！”我打開筆記本，打算記下這段有趣的對話，可利比亞禮賓官示意我收起紙筆。
下午1點25分，我們的總統專機經過一小時的飛行，緩緩降落在班加西機場。30年前，這裏曾是美國在非洲最大的海空基地，可現在的機場靜悄悄，唯有我們的小飛機蜻蜓般地滑跑。機場盡頭樹叢中，恍惚可見塗有沙漠迷彩的米格-23和蘇-22雄赳赳地仰望長空。我們的總統專機在一個小車隊前停穩，三輛奔馳300SEL和兩輛麵包車早已守候在這裏。我們6人分乘三輛大奔馳浩浩蕩蕩衝出機場，以140公裏的時速飛奔，我低頭看了眼手表又抬頭看了看太陽，我們正朝西南方向疾駛。
我們被送進一座名叫Aozou的五星級飯店住下，大堂內出售的竟有福建出的“福達”彩卷。我伸出舌頭舔了一下浴室自來水龍頭，意外地發現這裏的水竟然不鹹，美得我扒光衣服痛快地洗了個澡。在此之前，我的頭發被的黎波裏的鹹水洗得根根直立，一舔上嘴唇猶如舔老鹹菜一般。可是沒等我洗完，屋裏的電話就響了：“你好，馬上到樓下集合。”
Δ卡紮菲對我說：“你能賣100萬。”
大奔馳駛出Aozou旅館呼嘯而去，根據太陽方向我們正駛向東北，我見潤哥緊張地抓住汽車扶手、青筋暴露，我自己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15分鍾後，我們駛過一座豎有“禁止通行”標誌的大木橋，在一堵綠牆外停下。從我們的開道車上走下一個官員，與大牆下的門衛嘀咕了有兩分鍾，我們的汽車才緩緩駛入，沿簡易沙漠公路緩緩而行，一掃剛才橫衝直撞的雄風。
四野是狂風勁草，大有藏龍臥虎之勢。草叢中有“豐田巡洋艦”“尼桑巡邏兵”“三菱山貓”各色吉普，許多戴牛仔帽、提AK-M步槍的身影閃爍其間。再向前是一輛奔馳8噸油罐車、雙聯23毫米高炮和土黃色炮衣掩蓋著的防空武器。我們奉命停車，等候警衛人員用步話機通知下一站，討論是否放行。大約又折騰了半個鍾頭，我們終於來到一塊陽光燦爛的開闊地，兩輛長40米、載重50噸的巨型奔馳移動房屋拖車停在草叢中，附近是成群的綿羊和深棕色的駱駝。我早就聽說卡紮菲到南斯拉夫參加不結盟會議時帶了一大群駱駝，因為他每天都得喝駱駝奶。青出於藍，卡紮菲上校的兒子賽福·伊斯拉姆去奧地利留學隨身帶著佛利德、巴爾尼兩隻老虎。我們走出汽車，跟著持槍警衛蹚著沒腳麵的枯草往前走，路盡頭有一個風向標，腳下顯然是一條輕型飛機跑道。
我們三個記者被引進一座四麵鑲有鋁合金門窗的小屋休息，真想不到在烈日炎炎的利比亞大沙漠中竟能喝上美帝生產的冰鎮百事可樂。從早上到現在我隻吃了一碗稀粥和兩個“袖珍饅頭”，此時餓得我恨不能擠進駱駝群中吃草。
下午4點整，我們穿過羊群，被引進一座開口向東的大帳篷，我一眼就看見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發上的“九一革命”領袖卡紮菲上校。
50年前的1942年，卡紮菲出生在利比亞費讚省錫爾特地區一個卡達發族人家，21歲進班加西軍事學院，25歲留學英國學習軍事，27歲組建自由軍官組織並推翻伊德裏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卡紮菲在他的《綠皮書》中提出了所謂的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的“世界第三理論”，並以此為依據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製度進行改革。由於出身遊牧民族，他主張沒有等級的部落社會自然公平，喜歡住在帳篷裏遠離豪華住宅，喜歡騎駱駝。他推行部落文化和伊斯蘭教的混合物，禁止飲酒和過分娛樂。現在，由於他拒絕交出1988年在蘇格蘭洛克比上空爆炸的泛美航空公司疑犯而與世隔絕。在我眼中卡紮菲是力主阿拉伯團結的有遠見的政治家、革命英雄、民族社會主義改革家。可在西方人眼中，他是無惡不作的恐怖之首。我在電視上多少次看見過他的姿容，可眼前卻是近在咫尺。
卡紮菲上校靜坐在棕色大皮沙發裏，兩肘支在一張2米長、1米寬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認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著一副金絲邊的羅登斯德花鏡。這位戲劇性的領導人一掃軍人作風，變成了戴眼鏡的學者，令我想起了托爾斯泰。我正想衝上去拍照，一隻大手猛抓住我的右肩，一位便裝男子附在我耳邊低語道：“你隻許拍5張。另外，不許拍帳篷以外的事物，更不許拍上校周圍的人。”我這時才注意到卡紮菲左麵兩米遠處有一位老頭正在用木炭煮紅茶。再過去是一位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彪形大漢，蹬傘兵靴，穿皮夾克，濃眉大眼，頭上纏著貝都因人的包頭，令我想起《三國演義》中的馬超、馬岱。
人們很難說卡紮菲在想什麼，更無法預測他下一步將做什麼。在短短幾分鍾裏，他時而麵無表情凝視遠方，時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聲討美帝暴行。我畢恭畢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裏拍野牛那樣單膝點地，以避免因過分緊張而造成的抖動。看到我聚焦，像所有上慣了鏡頭的大人物一樣，卡紮菲欠起身子披正了鑲金邊的阿拉伯長袍，用力吸了一口氣，這一吸仿佛將帳篷中的氧氣吸了個一幹二淨。他見我隻拍了兩三張就停了下來，就再次整理衣服，見我仍不動，用緩慢的英語朝我問：“Any Problem？”（有麻煩）他哪裏知道他手下的人給我的命令是“隻準拍5張”。
我哆哆嗦嗦地拍完這5張，倒退著退出大帳篷，蹲坐在地毯邊緣，貪婪地注視著大帳內的卡紮菲上校。他真像一位沙漠君主，身體後仰，靠在棕色大皮沙發上，昂首挺胸，以至於在相機取景器中占大量麵積的是他那驕傲的下巴和獅子般的鼻子。這種情況我隻在1988年1月采訪阿蘭·德龍時遇到過，可阿蘭·德龍霸道做作膚淺，帶著一種演員特有的誇張的豪氣。而卡紮菲上校昂首闊視卻帶有貝都因遊牧部落自然的大漠氣息。像愷撒大帝迷信紅色一樣，卡紮菲上校穿著一件大紅的鱷魚牌（LACOSTE）運動衣，外罩一件銀灰色紗製阿拉伯長袍，袍的兩襟鑲了簡樸的金邊。伴隨著緩慢的手勢，上校時而英語、時而阿拉伯語侃侃而談。在我眼中，卡紮菲上校是位受過良好教育，骨子裏高貴儒雅、邏輯性強，能熟練運用阿文、英文表達自己政治意圖的政治家，由於民族和地理特點，帶著迷人的傳奇色彩。凝視著他高昂的頭和輪廓分明的嘴唇，我想起身披紅色戰袍的愷撒大帝正對侍從口授他的《高盧戰記》。
不知不覺已過了45分鍾，卡紮菲似乎注意到始終蹲坐在帳篷邊緣、懷抱相機如癡如醉和他一樣穿大紅上衣的我。上校朝我招手，示意我過去，並用英語說：“If you want you can take any pictures here.”（如果你想拍，你可以隨意拍。）我像一束緊繃的彈簧一躍而起，其感覺類似大赦了的囚徒。
采訪結束，我走上前用英語問卡紮菲上校能否與他合影，他寬宏地仰天大笑，拉住我讓我緊靠在他左邊，我的右手與卡紮菲上校的左手十指交叉，緊緊握在一起。我就勢掏出筆記本請上校為我簽名，上校從桌上摸起一支大紅“斑馬”（ZEBRA）簽字筆，揮灑出一片紅色的阿文：“謹表敬意。穆阿邁爾·卡紮菲。”
他用左手將簽名遞給我，右手拍著我的肩膀用英語說：“你可以賣100萬。”言罷又哈哈大笑，我亦跟著開懷大笑起來。
卡紮菲上校將我們送出帳篷，中午與我們同機而來的黑皮膚少女正和其他5位同樣的黑皮膚少女一起坐在草坪上，見我們走出來，便一起哈哈大笑，我搶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合了張影。放眼四望，我在尋找另一位同機而來的金發旅伴，可惜枯草莽莽，一無所有。就在我們鑽進大奔馳離去之際，我突然發現她正站在夕陽裏，滿頭金發隨著撒哈拉的狂風上下飛舞，還是那身褪色的牛仔套裝，隻是上衣脫去，露出柳腰間銀光閃爍的手槍來。可陪同製止我照相，我一萬個不願意地將相機塞回包裏。
黃昏，我們的總統專機從班加西機場直衝藍天。我平躺在專機唯一的一張沙發床上，想象卡紮菲上校躺在這裏的情景，耳邊回蕩著紅袍愷撒的一句名言：“我來了，我看見了，我贏了！”窗外是波濤洶湧的錫爾特灣，遠方，殘陽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