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斯的代價
徐筱雅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詩人海子臥軌於山海關。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詩人戈麥自沉於北京西郊萬泉河。
二零零七年十月四日，詩人餘地在家裏劃開了自己的頸動脈。
詩人。又是詩人。我們從遙遠的古代開始，就一再聽到詩人自殺的信息。在麵對這樣一樁又一樁死亡的時候，人們的嘴似乎變得更為靈巧，更能體現上帝造物的神妙；他們一邊揣測，一邊將許多分析的答案安在詩人們的身上，所得出的結論是：自私、懦弱、不負責任，等等。似乎在這樣的死亡麵前，人們的嘴最大程度地變形，張張合合間唾沫橫飛。赴死的勇氣和努力生存的堅強，藝術的追求和生活的責任，究竟誰更勇敢，誰更重要？沒有人能說得清楚。
詩人們的死，付出的是繆斯的代價。他們選擇了死亡，以詩歌的一種猙獰狀態。
一個沒有接近過死亡的人，沒有資格說詩人的死亡是懦弱的；一個沒有經曆過自殺的人，沒有資格評論說詩人的死亡不負責任。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代表著我們認同詩人選擇這樣的一個方式尋求解脫，但是，在一個缺乏精神和價值尺度的年代中，詩人們的死成為了一個醒目的標本。卡夫卡曾經寫道：“堂·吉訶德最重要的行動之一，一個比跟風車的鬥爭更重要的行動是：他的自殺。”而郭凱戈爾也絕望地指出：“我們全部在世的存在便是一種不適。”究竟是什麼促使了詩人們的自殺？
詩人們是當今時代的堂·吉訶德。作為一名詩人，他們的身上充滿著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氣息。這樣的氣質使他們在麵對著當今社會的各種現狀時，不自覺地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抵抗情緒。而這樣的情緒促使著他們在麵對無法接受的社會現狀時逆道而行，抗拒規則。然而，在現實社會中逆道而行、抗拒規則，所得到的結果隻能是失敗。詩人們厭倦人世中所有虛偽的一切，厭倦在這樣的虛偽中產生的無恥的法則，到了最終，就形成了他們對自身的虛偽——生活的厭倦。於是，他們以一種猙獰的形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曆程。
在十八年前海子臥軌於山海關的時候，西川就在《死亡後記》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所有的當代詩人都承受著兩方麵的阻力：一是社會對詩人的不信任；二是文學界內部的相互不信任，不理解與相互排斥。直到十八年後，詩人餘地又再次選擇了這樣的方式。我們能清楚地感覺，這兩個問題還一直存在。
我們都能看到，由於社會商業化的進程迅速，無論是生活，還是藝術，也在以各種方式向著商業化迅速發展著。然而藝術的商業化——具體到詩人身上，便是文學的商業化——對於這些詩人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打擊。以當今的圖書市場為例，我們不難發現，原本充滿著墨香的圖書市場現在布滿了商業氣息。我們看到，無數的娛樂書籍爭先恐後地擺上書架，並且取得了巨大的銷量。我的說法或許並不全麵，但是，我們在走進當代中學生的時候，我們能從他們當中的幾個人口中聽到我們所熟悉的文人墨客的名字？而這些本應該烙印在他們記憶當中的名字，被一些流行的娛樂作品的作者所替代。我認為，這是文學藝術的一種悲哀。當出名的青春派作者郭敬明已經登上作家富豪榜的時候，詩人餘地仍然在微薄的稿費中努力掙紮。當這些青春派作者已經大手筆地買房買車的時候，詩人們還在為供房貸款、生活費以及種種費用發愁。文學藝術的商業化，導致了作品的隨波逐流，而這一狀況，正是與詩人的寫作理想相違背的。商業化導致了一係列“潛規則”的形成，而詩人們最厭倦的，就是這樣的“潛規則”。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悖逆規則，悖逆形勢，以自己的方式為心中的繆斯而鬥爭，因此付出了繆斯的代價，這樣的代價，就是他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