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邦在悼念詩人餘地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某些人，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誰；某些人，若幹年後知道了自己是誰，於是便開始走向自己；有一個人（此處指詩人餘地），他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是誰，他的使命是什麼。”事實上，所有的詩人都是相同的。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是誰，自己的使命是什麼。詩人們是完全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在詩裏構建的，是一個理想的社會。而現實卻與自己心中構建的社會背道而馳。無數的人們都在為了生活而疲於奔命，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張巨大的社會關係網就形成了。每個人都被這張社會關係網所包圍住。而在這樣的社會交往中，人們的最原始的一種純潔性、簡單性被剝奪了。或者說，人們生而俱來的單純在社會人際的交往之中逐漸被複雜性所同化，於是，人們在這樣一張網的同化之下生出一副連自己都不認識的臉孔。人們疲於奔命，而生活就直接演變成了辦事、求人、建立人際關係的一係列過程。久而久之，這樣的一張社會關係網也就成為了社會成員的一張屏障和保護網，人們都受著它的保護，也不能脫離它。而詩人們，由於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熏陶，從一開始就保持了最真純的性格，這樣的性格明顯地與社會保護網格格不入。他們的個性使他們無法抓住保護網，更準確地說，他們從一開始拒絕這樣的保護，並且與它背道而馳，以自己的方式捍衛心中的繆斯。他們從不為商業而寫作，不會因為有利益可圖而寫作，他們蔑視那些存在於藝術當中的規則，因此選擇極端的方式去捍衛文學的宗教。
餘地談及寫作時說：“寫作不是做愛，它的愉悅，來自哪裏？用手指敲打自己的每一根神經，讓它們在空氣中震顫。這些文字，像精液，會發黃、變幹，不堪入目。”這樣的一個觀點，實際就代表了詩人心中文學的宗教和堅持這樣的宗教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詩人們在一開始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誰，也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在執行著這樣的使命當中，他們也清楚地看到，在這樣宗教下所進行的文學必然走向幹涸的道路。因為寫作不再是愉悅人心，而是向人們清楚地展現一個全麵的世界，展現這個世界的灰燼。
繆斯是藝術的代表，也是藝術本身。詩人們還在年輕的時候就選擇了以猙獰的方式結束生活，為捍衛繆斯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人們在這樣的代價中，往往隻以自己的臆想而揣測，因此得出了自私、懦弱等等的理由。而事實上，極少有人看到，詩人的死，其實是以另一種方式對已經變質的藝術而發出的反抗的最強音。我將這樣的過程，稱為繆斯的代價。張檸先生言，七十後一出生就是衰老的一代。事實上，這些付出繆斯代價的詩人們，正是最年輕的一代。許多人仍然在堅持文學宗教和隨波逐流中掙紮，因為，他們的選擇結果將直接決定他們未來生活的狀態。堅持文學宗教的人們，很有可能麵對的就是與社會關係網的格格不入，從而造成困難的生活局麵；隨波逐流的人們，更有可能獲得物質充足的生活，但麵對的就是在社會關係網中的浮浮沉沉。堅持著藝術宗教的人們，終有一天必須麵對繆斯的代價。這實際上，並不輝煌，而是十分淒涼的。詩人們的死作為一個標尺，一個具有鮮明反叛意識的標尺，重新標注了我們需要麵對的正確的文學宗教與藝術價值觀。他們的死必然給曆史留下沉重的反思。然而，我們必須看到，他們為繆斯付出的代價是生命，這是一種悲涼的、令人深感絕望的結果。新的宗教者們應該以一種更積極的態度培養自己的藝術思維，這樣才能與時代生活中的黑暗、愚蠢與邪惡做出鬥爭，開辟一條新的道路。同是捍衛繆斯，我想，後者更為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