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會上，國會議員們問兩位，為什麼在2007年計算公司高級主管的年終分紅時，所基於的公司業績，要將那個讓公司倒閉的“美國國際金融產品公司”部門的巨額虧損除開？得到的回答是，公司其他部門的主管不應該對美國國際金融產品公司部門的虧損負責。
這種解釋很有意思，在“美國國際金融產品公司”給公司帶來大量盈利時，公司所有人都有份，都會因為整個公司的業績成長而獲得更多的獎金分成。而當它造成虧損時，其他部門就“不應該”承擔責任，他們隻需要按照那些有盈利的分公司的業績來計算就行了。
再者，如果這許許多多的其他人都不應該對美國國際金融產品公司的虧損承擔責任，那麼，責任又最終應該由誰來承擔呢？難道是讓那個分公司自己來承擔全部責任就可以了嗎？它是不是能夠承擔得起這個責任呢？況且，那個分公司自己是沒有最終決策權的，作為最終的拍板者，是不是應該承擔責任呢？而且，後麵發現的事實更讓美國政府的官員氣憤：即使那個分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實際上也沒有為這個巨額虧損承擔責任。這是後話。
美國國際集團自己的記錄表明，從1987年成立算起，在一次次的“重組”之後，到2004年止，這個美國國際金融產品公司，為美國國際貢獻了超過50億美元的稅前利潤。在這段時期，美國國際自己的股價從每股4.5美元，上升到每股62美元。公司的市值，則相應地從110億美元上升到1810億美元。
僅僅七年的時間，一個小公司給美國國際帶來的稅前利潤貢獻，幾乎是開始時公司市值的一半。而為這個業績，當時美國國際付出的，實際上也隻是借個名聲而已。
即使在公司整體麵臨巨額虧損到難以為繼的時候，也還是可以因為經營業績“優良”而獲得獎金分紅。你完全可以說，這就是公司管理團隊在利用手中的權利對股東的公開搶劫。問題是，那種分紅和計算，最終也還是得由公司董事會和股東會議通過才能夠實施的。這些監管者的責任是不是得到了追究呢？合理保護股東利益，在公司規模龐大之後，又如何能夠有效地做到呢？
國會議員們又問，在政府接管，並注資850億美元之後不幾天，公司的高管們在加州一個海灘的度假勝地，召開了一周的超豪華會議，大肆揮霍，花費高達44萬美元，其中包括2.3萬美元的指甲、麵膜和按摩服務費。
“還有什麼比這更無恥的？”一位國會議員氣憤地質問道。
美國國際的解釋是，那次會議是用於犒勞銷售業績優秀的保險經紀人的，公司的高層官員並沒有參加。言下之意，公司員工奢侈一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的。
李迪給保爾森的解釋是，這次會議在政府救助前幾個月就已經計劃好了。“這種聚會是我們行內多年的老規矩。不過，我們現在會重新審核所有的開銷，包括那些老規矩部分。”
也就是說，即使政府不救助，即使美國國際集團破產，這個會議也還是要開的，那筆錢也還是要花的。同時，因為是業內的老規矩，所以不管經濟環境發生了什麼變化，公司都得一如既往，遵循舊俗。對於這種解釋，自然是讓很多人不恥。
不過，他補充說，“我們能夠理解，公司現在正麵臨挑戰。我們要向全公司和所有美國人承諾新的準則和新的行為規範。”
這就是政治，他做他的，你抱怨你的。他得實惠，你得點口癮。
【對納稅人公平嗎】
對美國國際集團的救助，一次次讓人吃驚。在政府兩次注資之後，也還是不足以保證美國國際的正常運作，沒有辦法，美國政府隻好第三次打開支票本。
第三筆的救助，是在2009年3月初注入的。一方麵，政府在注入300億美元新資金，另一方麵，政府還把自己所持有的400億美元的優先股，轉為沒有股息的普通股。這後者給美國國際集團節省了大量的股息支出。看得出來，美國政府是在想著法子救助美國國際集團。
同時，美聯儲還減少了對美國國際的貸款額度，以換取公司旗下美國人壽和友邦保險的大部分股權。簡單而言，就是減少了貸款額，增加了擁有的股份比例。這樣的好處是，讓公司盡可能少支出現金。而現今在這個時候又是最寶貴的。
按照此前的安排，公司需要為這400億美元優先股，支付高達10%的年利息。而在換為普通股之後，因為公司已經不再為普通股持有者支付紅利，因此，也不需向政府支付任何利息或者其它股息，這部分一年下來就是40億美元。
還有，美聯儲之前承諾對公司的600億美元信貸安排將被削減，以換取最新分拆形成的兩個特殊目的實體（SPV）的股權，這兩個實體將被納入公司旗下兩大海外人壽保險子公司的所有資產，即位於亞洲的美國友邦保險公司，美國人壽保險公司。據悉，美聯儲將在這兩個新的實體中持有最多260億美元的優先股。
受政府再度注資的消息刺激，美國國際的股票在紐交所收報0.42美元。想想在一年之前，52.25美元的股價，它的股民也隻有流淚的份。
2009年3月2日，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在一份聯合聲明中這樣解釋：考慮到當前市場的脆弱程度，和美國國際可能對金融市場帶來的更多的係統性風險，如果政府不采取更多的救助行動，結果將給美國經濟和納稅人帶來的潛在成本，或許會比救助本身付出的代價要高得多，甚至超出我們的想象。如果市場在這之後還不見企穩跡象，政府可能還會對美國國際采取進一步的支持措施。
不少的分析師說，政府這樣做也是別無選擇：政府擔心，如果不注資幹預，美國國際的巨虧可能導致該公司的信用評級被繼續降低，從而引發公司及其交易對手損失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信用等級降低，公司需要的現金儲備要求將增加，公司的現金流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公司不能履行自己的資金承諾，它的交易對手，那些向它購買了CDS保單的客戶，所持有的債券也就得貶值，他們也就會遭受巨額虧損。這樣一環一環走下去，就是一個惡性循環，結果“自然”是金融危機的惡化。
據估計，美國國際通過它的“美國國際金融產品公司”向美國和歐洲銀行，出售了超過4500億美元的信用違約掉期合約（CDS）。如果美國國際違約，那麼購買這些債券的公司，就得自己承擔債券貶值的損失。而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美國國際承擔合同責任之後，這些債券的貶值損失就成了美國國際自己的了。
從理論上看，如果美國政府坐視不理，美國國際未到期衍生品合約的大量交易對手就會遭受重大資產損失，這之中主要的是來自歐係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在歐洲銀行出現大量虧損之後，其中不少的銀行可能就是以破產為終結。這樣一來，就會產生一場全球聯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帶來又一場全球性的恐慌，形成新的危機衝擊波。
對於這種分析，也有業內人士不以為然：美國政府現在的做法並非長久之計，也不是最好的辦法。隻有通過讓美國國際自己有序破產，才能最終止住金融業的損失。
從我目前能夠看到的材料和所作的分析來看，有序破產，應該是對美國納稅人更公平的辦法。現在美國政府所作的不顧一切要多少給多少的救助辦法，實際上是在將美國納稅人的錢，通過一種政府主導的“救助”程序，強製地轉移給那些富人們，那些投資決策失誤的投資者。這樣的財富再分配，是很不公平的，但美國民眾無力幹預和改變。
2009年3月24日，伯南克在國會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作證時說，美國國際集團破產可能導致大蕭條那樣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崩潰，給美國的國民生產、民眾收入和就業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可以說，他所談的理由都是一些空洞的“意義”。他沒有說到救助之後的真正得益者會是誰。也沒有說，當年那些依靠美國國際擔保，才“敢”購買風險很大的信用違約掉期合約的大投行和商業銀行，為什麼沒有必要對自己的誤判承擔成本損失。那些退休金的擁有者，管理他們基金的公司，在做出誤判造成投資失誤時，為什麼美國政府可以用納稅人的錢，來給他們填窟窿。
救美國國際集團，對於普通的美國納稅人來說，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美國政府完全有更好的辦法，來救助美國經濟。我一直這麼認為。
在美國這個民主政治的國度，當選政治家也還是有著很大的獨斷權利，而這種權利有會時不時被濫用。而且，政治家和一個頑皮的小孩也沒有什麼差別，在他想做一件事時，他就會找出很多的借口。而且，政治家還有一個特長：就是將事情說得很嚴重，來嚇唬民眾，其後，這些被嚇壞了的民眾就會對他們的“智慧”“感恩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