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德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冒進，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有人認為那是一種冒進的冒險行為。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那些投資選擇是一種安全的保守行為，這也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優秀的美國金融公司，都栽在裏麵的原因。大家都被愚弄了，大家在當時都做錯了，所以，自然不能說我錯了。法不罰眾！
這聽起來似乎是很有道理。不過，保守經營也還有一個保守的程度問題：相對於當時同行的保守，還是相對於曆史而言的保守，還是確保經營本身的保守。這是三個不同的概念。
第一個是橫向相比，這種保守一般是靠不住的，因為在泡沫出現的情形，所有的泡沫資產都不值得投資，而不論這種資產相對於其他資產，在當時是不是有著比較小一點的泡沫。他當時就是采用了這種靠不住的保守來做投資決策的。
第二個是縱向保守——和曆史上的平均情形相比，這種辦法相對第一種而言要保守一些，但還不是很靠得住的。因為，和曆史比較也還有個時間段和大環境的變化問題。這和投資股票時是一個道理：很多人在危機發生之後，在等待“最壞”的情況出現。在美國，這就是平均市盈率低於10的情形；在中國，就是上證指數跌到1000點以下的時候。不少人沒有等到這個時刻，結果錯失了機會。而在股市出現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大泡沫之後，即使下調一些，你進去也還是損失很大。對於一個金融公司來說，這種損失可能就是致命的。
第三種就是，按照保守的理念和原則來經營，不賺那些風險比較大的錢，不管那些錢是多麼地有吸引力。即使是在經營出現一定的經濟困難時，也是如此。這次危機讓幾乎所有的銀行都卷入其中，就是因為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客觀”原因：在聯儲將利息壓得很低時，主要靠存貸之間的利息差來獲得利潤的銀行業，通過傳統辦法沒有可能獲得必要的利潤。隻好到非傳統的渠道尋找機會。在經營出現困難時，依然堅守保守的經營理念，是很難做到的一件事情。這一次，絕大多數的銀行也沒有做到。
巴菲特的經營理念就是這個第三種，也就是價值投資的理念。在這次金融危機之中，也還有在按照傳統的保守經營理念經營，而沒有受到太多損傷的銀行，不過數量很少罷了，它們都是一些難得的“呆子”管理的公司。
自從雷曼破產後，福爾德一直很低調。特別是那次被打後，他對任何一個公共場合，都是能夠避免就避免。隻有在應國會傳召出席聽證會這種不得不出席的情形，他才會公開露麵。有一段日子，有關他的傳聞不斷：他驚恐症發作被送進醫院；他在公司鄰街差點被的士輾過，而那位司機就是一位前雷曼員工。一位記者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我覺得他不知羞恥，他對不起那些擁有他公司股票和債券的投資者，但卻從不承認自己的過錯，我覺得他很傲慢很可惡。
注意到，當時國會聽證會的目的，是查找金融危機的成因，並聽取福爾德的立法建議。對他的譴責，隻是其中一個小部分而已。主要的，是議員們圍繞著雷曼的內部風險控製情況，公司當時對危機的認識是否及時，是否及時對公司的投資者和股東公布了實情，還有就是與政府部門一些高管的交往史等，進行提問。
危機剛剛開始，最重要的工作還不是去尋找罪人，而是找到原因，防止危機的深入和蔓延。這後者所可能造成的破壞，比已經造成的，要大得多。而失敗者，往往可能有著更深刻的體驗，從他們那裏，或許能夠獲得很多啟迪。這就是一種特別的美國邏輯。
【風險防範意識】
下麵是一位美國記者記錄的，聽證會當時的一個片段。
“你怎麼可能沒有最基本的風險意識？”
來自馬裏蘭州的共和黨議員邱寧問福爾德。他舉起一封信：2006年6月9日，有一位你們雷曼公司的谘詢顧問，曾經寫信給你警告說，公司的現金流已經變得緊張，很快將會出現流動性可能耗盡的問題，但你卻仍然對外界說“公司狀況很好”。你認為你是不是在誤導股東？你的公司當時是不是在搞過度借貸投資？
言下之意，一是說雷曼在欺騙公眾，沒有盡到一個上市公司對投資者誠信的基本職責。同時，對於公司過度使用金融杠杆，搞借貸擴張，他應該負有直接的責任。
福爾德沒有立刻回答，在沉默了片刻之後，他歎了口氣說：今年市場很難做，聯儲一直在降低借貸利率？
“我隻有不到一分鍾了，請您回答是或者不是。”邱寧打斷了他的話。
“我們今年三個季度都在降低借貸的比例……”，福爾德繼續回避說。他這裏實際上是想說，高杠杆的使用，實際上在這之前已經發生了。從2007年底開始。我們已經意識到使用高杠杆的風險和問題，已經開始減少借貸規模。問題是，當時他所作的可能還是羞羞答答，進展太慢。或者已經太晚了，力不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