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第三篇
【一】
一九○七年的秋季我從小學升入中學了。
中學的校舍就是從前的考棚改修的，在高標山的東麓。學校的後部有一段是在高地上的。考院的中堂改成了禮堂。左右的考棚，左邊的改成講堂，右邊的改成自修室了。自修室的右邊是一帶寢室，一直地綿延著差不多與學校的深度相等。
學堂的地位是在嘉定城的正中，正麵便是最熱鬧的玉堂街，左邊的側門與縣街相通，右邊的側門與府街相通。但因為學堂的地基很宏大，學堂的前麵也有一個很宏大的敞地，正麵是完全和玉堂街隔斷了的，平時隻開左邊的側門或者右邊的側門，以供學生出入，所以雖然處在城的中央，一點也不覺得城市的喧嘩。
從前的嘉定府管轄七縣。七縣是樂山、犍為、威遠、榮縣、峨眉、洪雅、夾江。這幾縣的文化程度大約也就依著這個順序。
中學堂的第一學期是發揮盡致了一種過渡時代的現象。
校長是我們樂山縣人，在湖南作過幾任縣官的，對於辦學的經驗和知識完全沒有。由他這樣的人當然聘請不出甚麼好的教習，而且教習的產生法是要按照縣份攤派，有這樣一個條件限製，結果是愈見笑話了。
張胡子是夾江人，住家在草堂寺小學校附近，他的不通是很有名的。但因為夾江要攤派人，也就聘他去當監學。在行開學式的時候，本來客氣一下不講話也未嚐不可以的，他偏要出一次風頭。他登台演說，開口就是：
——“學問之道，得於師者半，得於友者半，得於己者半……”
說得滿堂的人都笑起來，但他還很得意，後來我們就稱他為“三半先生”。這個徽號由夾江人傳到他耳裏去時，他很不心服。
他還說：“一個橘柑不是有十好幾半嗎？”
有一位姓林的地理教習，我不記得是峨眉人還是洪雅人，他公然講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來。他連東西南北都分不清楚。
他說日本是在中國的南邊，朝鮮是在日本的東邊，講得比《山海經》、《淮南子》的《地形訓》還要神秘。
此外大概都是這樣相差不遠的一些先生。隻有一位英文教員是湖北人，他一上講堂便用英文來說話，寫也寫的一些旁行邪上的蟹形字。我們不知道他的程度怎麼樣。他說的寫的究竟是不是英文，我現在也不敢保險。
在這樣的一些教職員之下，四方雜處的從各縣來了四五百名學生，嘉定城從此便多事了。
學生在教課上得不到滿足，在校內便時常愛鬧風潮，在校外也時常惹是生非。城裏的各處會館差不多毫無間斷地要演戲的。禮拜可不用說，就是禮拜三、禮拜六我們那時都有半日的休假。在這樣休假的時候，每處的戲場差不多都有學生鬧事。
我自己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是怎樣的呢？
我焦躁，我懷疑，不知道自己將來究竟會成為一種甚麼物什？
對於學校的課程十二分不滿意，能夠填補這種不滿意的課外研究又完全沒有，我自己真是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
那時留學外國熱在蔓延，我對於歐、美不消說起了很大的憧憬。但是，這是斷難實現的。我的大哥是早出了東洋的，五哥在我入中學的時候也由武備學堂畢業派到東洋去實習去了。這兒也是很景慕的地方。東洋去不成便想往北京、上海。再辦不到，至少也要到省城了。到這些地方去學習甚麼，那時候並沒有怎樣明確的誌願，實在也是不能有怎樣明確的誌願。科學裏麵究竟有那些分科，各種分科的大概的概念是怎樣，實在是一點也不知道。不過到了外邊去覺得總可以學些甚麼，總比在三半先生、五行教習的陶冶之下要得到更多的知識。
奮飛，奮飛，這是當時怎樣焦躁的一種心境喲，但是我的父母怎麼也不肯許可。父親不知道學堂的情形，他總以為不至於像我所說的那樣厲害。母親是完全出於溺愛。自從大哥、五哥出洋以後，我們母親時常思念他們，差不多一說便要流淚。她常常說，“我的心是碎了，小的兩個是怎麼也不肯放他們出遠門了。”
我究竟是一個膽怯的人，家裏一不許我出遠門，我雖然幾次想逃走，但終竟沒有這種決心。由是自暴自棄的念頭便一天一天促進起來，鬧事的學生中當然是有我一份的了。
禮拜，陝西街的秦晉公所唱戲。我因為換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長衫。這件長衫不幸的是紐絆帶紅色的，當然是裁縫師傅誤把紅色的布條做了骨子的原故。這樣的衣裳怎麼也不好穿出街去，這使我破天荒地禮拜日也在學校裏留下了。
吃中飯的時候，一位從戲場回來的同學說，“清和班的王花臉下午唱《霸王別姬》。”
這真是含有無限的魔力的一句話。王花臉是嘉定優伶界有數的名角，《霸王別姬》是他的拿手好戲，這把我害羞的心事完全打破了。
紅紐絆的蔥白竹布長衫，光頭，鬆三把的長搭辮，還拿著一把張開時要超過半圓以上的黑紙扇。——這實在是極不莊重的一種裝束，就這樣跑到秦晉公所。
舊式的戲場在演戲的時候，舞台前麵的左右兩翼要擺著兩列連環著的二十排左右的高腳長凳，正中和後部空著，看戲的人不是立在這空著的地方便是坐在那高腳凳上，坐凳的要被證收座錢，大概看半天戲每個人頂多不過十文錢的光景。不消說這種高腳凳是誰也想爭著坐的，特別是靠近舞台的最前兩排，在未開戲以前總時常是坐滿了的。
我走進秦晉公所，戲場早已坐滿了。但這兒正是學生逞威風的地方，他是不講理的。選著第二排的坐凳我就想擎上去。
坐在凳頭上的人大大地表示出一種不愉快的樣子。第二的一個更指著他們兩人中間伸出著的凳腳的榫頭對我說：
——“這兒有個樁，你來坐！”
這句話是含著一個很下流的意義的。
——“好的，我就來坐！”
不客氣地我便一直擎上去，一坐就坐在兩個人的大腿上。
兩個人不消說都是不舒服的，便向我羅唕起來。
我說：“是你們教我坐，我才坐的啦。”
已經不是看戲的興趣，隻是吵架的興趣了。你一句，我一句，口角愈鬥愈烈。坐在我正前麵的也是兩人的同黨，他回過頭來打幫槌。
——“這兒不該你來鬧！”
——“該誰來鬧？”
我劈的就給他一耳光，端端正正地就打在他回過頭來的臉皮上。他伸過手來抓著我的領襟，我一掌便把他推下去，同時我的衣裳卻被他拉破了。
——“打喲！打喲！”全場都號叫起來了。這兒的高凳上立起一個人，那兒的高凳上立起一個人。有的從人頭上便撲過來，就像在水麵上遊泳的一樣，全場轟動著的都是學堂裏的學生。
和我口角的看見勢火不好，便混在人叢中偷跑了。
——“清查！清查！是那個？是那個三八蛋！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我們查出來了。被我打了一耳光的是鐵牛門掌碼頭的劉大爺，還有兩個便是他的弟兄。這位劉大爺是張伯安的父親栽培的。伯安那天也在戲場上，他隔的很遠，聽說我在打架，也從人頭上遊泳過來了。當時我們就去找伯安的父親，那劉大爺還賠了不是，補好了我的衣裳。
在四川的江湖界是有等級的，好像有仁、義、禮、智、信的幾種堂子，就像高曾祖父兒孫的五族一樣。那位劉大爺大約是沒有把我看成學生，把我看成了義字堂或者禮字堂的矮輩，或更看得不值錢罷？他竟上了一個當，折了不少的威風。不過，我也好久不敢一個人到鐵牛門去，我怕的是他的弟兄們要向我報仇。
像這樣倚仗人多勢眾在戲場內惹是生非，這在當時的學生界是最流行的風氣。而我又差不多是十處打鑼九處在的人。鬧得來嘉定城內在休假日不敢唱戲，以後竟連戲都少唱了。這兒不消說還包含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經濟的蕭條。
最初我們才下嘉定的時候，嘉定城裏有三座班子，各處會館的堂戲差不多連續不斷。那時候紙煙還沒有到嘉定，學生身上穿的還多是一些銀綢、繭綢、巴綢、或毛藍布大衫之類的手工業的土產。但是隔不兩年身上的穿著完全變了。洋緞、大呢、嗶嘰、天鵝絨，乃至蔥白竹布，一切的東西差不多都帶著一種洋味。
機械生產品的大洪水流到了嘉定，大英煙草公司的“Pirot”、所謂“強盜牌”的紙煙，也跟著他的老大哥鴉片閣下惠顧到我們城裏了。
在這時候，我們可以想象得到的，自然是土產生意的衰頹，行幫製度的崩壞。以行幫為基礎的各省會館自然要遭打擊，要減少他們的行樂機會了。
唱戲的機會減少，戲班子也就一天一天地減少下來。從前的三座歸並成兩座，更歸並成一座。一座也不能維持，後來終竟消滅了。
這時候如像省城、重慶、自流井那些繁華的地方，唱戲的生意已經開始成了資本主義的營業，已經有戲場主集資合設的常設的戲園了。這些常設的戲園不斷地吸收各地的名角，名角一走了，戲班子便坍台。這也是地方上停止演戲的一個重大原因，不用說是表示著社會變革的。
經受學生的搗亂、行幫的潰崩、常設戲園的吸引，封建製度下的會館戲便漸漸絕跡了。學生的出現其實也就是社會變革的一種上層現象。結果是封建製度的經濟組織逐漸被資本主義的洪濤衝破，在戲台的一角上很鮮明的表現了出來。演戲的方式、演戲的內容、演戲的劇團組織、演戲的舞台建築，一切都表示著一部很正確的唯物史觀。
【二】
在學校裏愛鬧風潮，在學校外愛惹是非的我，自然和校內校外的不良少年曾發生過密切的關係。
當時校內有八個最愛遊耍的學生號稱“八大行星”，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其餘的樂山縣人占了四個，犍為縣人占了三個。
大約是因為地理相近而且同班的原故罷。
第一學期分了三班。樂山、犍為的學生是一班，威遠、榮縣的學生是一班，峨眉、洪雅、夾江的學生又是一班。
這三組，地方區域很相近，同時學生的性情也大概相同。樂山、犍為的人帶些都會氣質，不免有些輕薄；威遠、榮縣的人很粗暴；峨眉、洪雅、夾江簡直是鄉下佬了。
本來已有縣界的地方觀念，又加以不同班，在學堂中雖同住了許久，有的完全不知道姓名，有的就跟仇敵一樣。能夠接近而相得的人，不消說還是同縣或同班的人了。
由這些行星的吸引，逐漸地認識了城內的一群遊蕩子弟。
他們大都是中上等人家的兒子，家裏錢是有的，又不讀書，隻是追逐時好，穿些流行的衣裳，日日打牌吃酒。他們有一個“轉轉會”，便是定一個日期輪流地請吃酒宴。在酒席前後不消說就是打牌。
那時候我們打的還是紙牌，是由一點到十二點的，我們喜歡打的是“逗十四”和“卯十”。再不然就是“推牌九”了。麻雀牌已經到了嘉定，但是很少。
我不久也成了這“轉轉會”的一位會員。
在那會員裏麵有一位姓汪的少年，他的麵貌很端麗，是“轉轉會內之花”；一班的人都是如蠅逐膻的向他獻媚，向他誘惑。
他特別和我要起好來。我們差不多每天每天都不能不見麵了。
他家裏開的是綢緞鋪，也是在玉堂街上。他隻有一位母親；所以他的行動便流於放蕩。每天午後他在鋪店門口等我，我隻要一下課便請假出去會他。
我在這兒才感著真正的初戀了，但是對於男性的初戀。
他在前本來有一位很鍾愛他的人，但他把他疏遠了；他傾向到我來也到了一刻不能相離的光景。
我的嚴正的一批朋友，張伯安、吳尚之諸人，他們看見我一天一天地趨於遊蕩，便暗暗替我擔心。在休假的時候他們每愛把我引到別的地方去，避開我那些遊蕩的友人。但是那姓汪的少年我是不能離開他的，他也因為我的關係偶爾加入我們的嚴正的遊隊裏麵。
少年一和我接近之後，漸漸和他從前的朋友們隔離了；他喜歡的是單獨地和我兩人遊玩。我們相會多半是在夜間或者黃昏的時候，我們總是避開繁華的市街，向那絕少人行的城外或者城牆邊上去散步。
我們時而是很感傷的。
我問他為甚麼不讀書？
他說是他父親死早了，便失了學。
我時常想，假使他是在讀書，而且和我是同學同班的時候，那真是再圓滿也沒有了。
他有時候也要求我，要我得誌後不要忘記他。我當時也好像覺得我很有力量把他提拔出那種境遇的一樣。
他避人也是因為怕人說閑話的原故。他專一和我要好，他以前的朋友便對於他嘖有煩言。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月兒塘的草地上走著，我們時而又去倚靠著那月兒塘上的紅石欄杆。月光是很朦朧的，四麵的人家也點起了朦朧的燈火。
他對我說：“我和你好，他們在說我的閑話，但是我是不怕的。我們一個是心甘，一個是情願。”
正說到這兒，遠遠來了一個人，我們把話停止了。人影走攏了來，原來就是“轉轉會”裏麵的一個人物。他話中有話的說：
——“啊，你兩個！”
就這樣說了一聲，那人便走過身去了。少年向著他的背影回答了一聲：
——“唔，我兩個！我兩個又怎樣呢？”
那邊也沒有回答。
我和他交好，我的朋友們很替我危險，甚至於連行星裏麵的天王星都在忠告我；說我和汪少年要好，我反轉要受他的暗算。
我隻是感覺著一種苦笑。
他對於我十分懇切，有時候就像我的一位姐姐一樣。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吃醉了，是有許多人一道喝酒的，散後隻有他跟隨著我。我們走過一家煙館門前，突然遇著一位“雞仔”。他本來是一位府學的兒子，後來府學死了，一家人流落在嘉定也相繼死了，隻剩下這位兒子竟成了“雞仔”。——這是相公的別名。我拉著他，叫他陪我去喝酒。我們在一家小酒店裏麵又喝起來。夜漸漸深了，汪君催我回學堂去。我說不回去，要引著那位相公去開旅館。汪君他也把我沒法。他借著買下酒菜為名，拿了兩塊大洋給那相公，和他說了一些話叫他走了。那人一去便沒有轉來。
汪君後來還對我說：那孩子很不肯走，他的意思好像還怪他吃醋。
那晚上我醉得一塌糊塗，汪君把我扶到他自己家裏去，還勞他的母親服侍了我一夜。
是那年的年底，還是第二年的年初，我現在記不準確了。
那也是一場醉後的事情。
我同幾個“轉轉會”的人喝酒，喝了後又打牌，已經半夜過了，我的錢輸光了，我還要要求打。有一位說要打現錢，我便和他吵鬧起來。我痛罵他，說他侮辱了我，怕我輸了不給錢。兩個都把臉破了，我便一衝衝出那店鋪來。那是縣街上的一家藥店，就是和我吵架的那人家裏的。
那時還沒有電燈，昏黃的街燈照著悠悠的夜景，街上已經沒有行人了。
打牌是有汪君在場的。我和主人決裂了，衝了出來，我相信他一定要跟著我走。但我走出街來以後，走不多遠我便立在街邊等了一會，卻不見有人在後麵跟來。我又憤恨，又絕望，想到學堂的門是已經關了，便順便走進街頭的一家客棧裏去，客棧的麼司務把我引上了樓。一個長條房間，沿著壁擺了三尊床。床上是隻有草墊和一張草席的。
我搶著床頭有一個長桌的床便和著衣裳倒了下去。麼司務抱著一床被條走進來，把它蓋在我的身上，就像壓下了一張石板一樣。隨手點燃了桌上的一盞菜油燈。他又走出去了。
我模模糊糊地睡著，恨我受了侮辱，又恨那汪少年不跟著我來。我想到身上沒有錢，明天怎樣出客棧，心裏也暗暗地著急。
口渴極了，向麼司務要茶水喝，但他說已熄了爐火了。沒有法子，隻得忍耐。
模糊地睡熟了。有人吻著我，把甜蜜的涼汁渡入我的口中。
我睜開眼睛一看就是汪君。我真是喜出望外了。
我責備他：“你為甚麼不跟著我來？”
他說：“在人麵前怎麼好那樣呢？你走了我們還打了一兩和牌，我裝著肚痛才告退出來了的。他們也醉了，和你吵的老陳吐得一塌糊塗。”
——“你怎麼曉得我是在這兒的？”
——“我曉得你不能回學堂，一定是在客棧裏睡。幾家客棧我都沿街打聽了來，在這兒才找著你。我想你一定口渴，在街上買了幾節紅甘蔗來。”
說著他又笑融融地咬了一口來渡在我的口裏。
——“啊，我真愛你呀！”我緊緊地把他抱著。
他那晚上就和我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還是他給了棧房錢我才出來了的。
第一學期的半年就是這樣放蕩過去了，不消說完全沒有學到甚麼。我的修身分數是在二十五分前麵還打了一個負號的。
【三】
第二學期的中學校又換了一種花樣了。
全校的教職員完全更換，一個都沒有剩留。
校長姓秦，是犍為縣的人，他在成都師範學校做過監學。他所找的人比第一學期的是要稍微整齊一點。但嚴格地說來，兩者的相差也很有限。譬如成都高等學校預科畢業的數學教員，讀“英文”的“English”為“因革賴徐”，讀“學校”的“Schoo-l”為“時西火兒”，這已經是夠令人滑稽了。同校出身的植物教員把別人的鈔本來講授，竟把草寫的“天然景象”誤認成“天龍景象”，講了一大篇“飛龍在天”、“現龍在田”的《易》理。
有一位姓羅的監學，他本是峨眉縣的秀才，又是留東學生。
他替我們講國文，講韓退之《送董少南序》，那裏麵有“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猶複有昔日之屠狗者乎”的一句話，他不知道“望諸君”就是樂毅，他講道：
“你去把那些諸君的墳墓吊望一下罷，看那市麵上還有沒有從前的賣狗肉的？”我們好笑，笑得忍不住，我們給他取了一個日本式的諢名叫“豬頭望三郎”，別號又叫“狗肉先生”。
像這樣的笑話是不一而足的。不過從整個的來說這一學期的先生比第一學期是要高超一點，多少他們還見過一些世麵，進過幾天學堂門。但他們，特別是一位監學名叫丁平子的先生，卻異常的自負。
丁先生也是一位日本留學生，他是榮縣人，是一九○七年日本留學生鬧取締風潮回國的。那時候他在當四川留東同鄉會的總幹事，他在留學界中當然是錚錚佼佼的一流。
他的身體非常矮小，麵孔是一個正三角形，上顎的兩個門牙暴得非常厲害。他自己很以辯才自雄，但他的聲音非常尖銳，語調非常的不自然。這無論怎麼也沒有雄辯家的資格的。不過他為人很狡猾，他愛弄詭辯，你要和他說話總說不過他。
他們這些先生在那時候或許事在難免，因為要統轄在第一學期中過於放縱的學生，所謂“刑亂國用重典”，是要采取嚴厲手段的。但是他們是過於專橫了。他們不是以學生利益為本位，隻是以顯示自己的身手，顯示自己的威風為目的。
才開學不兩天，有一位夾江的很小很小的姓宿的學生，便在吃中飯的時候，因為自己桌上的椒油辣子吃完了，便去把會食的監學桌上的一碟辣子取了來。監學是一人一桌的，一碟辣子當然會有剩餘。出乎意外的是那天會食的詹監學，他竟拍案大怒，說這姓宿的同學侮慢師長。
姓宿的本來是一位很守本分的孩子，他去拿監學桌上的辣子，一定以為這是很平常的事，其實在誰個看來也是很平常的事，決不會有甚麼侮慢師長的存心。然而“上任三把的新官火”
不幸正落在宿君的頭上，就在那天下午，學校竟公然雷厲風行的掛了宿君的斥退牌。
這是太橫暴了！這便激起了全校學生的公憤，當天下午便罷了課，舉出了兩位代表去和監學們辦交涉。代表，一位是樂山學生姓易的，一位是姓周的威遠學生。
他們兩人在監學室裏和三位監學先生講話，差不多隻聽見丁平子一個人的尖銳的聲音在咬文嚼宇。
全校的學生都圍在窗前，那當然是嘈雜不堪的。丁平子便借著彈壓窗外的學生為名總不與代表們說到本題上來。
姓周的說：“我們是全校學生的代表，先生，你且聽我們說，不要顧左右而言他，隻是聽窗外的聲音向窗外的人說話。”
——“然而監學有目，誰能令其不視？監學有耳，誰能令其不聽？監學有古，誰能令其不說？”
這就是雄辯家的一種尖聲尖氣的雄辯。
姓易的是一位老學生，他的年紀怕比那任誰那一位監學的年紀還要大些，他素來談話是老氣橫秋的；他又橫秋起他的老氣來了。他向丁監學說：
——“丁先生，你的肝火太旺了。”
“搭”的又是一下拍案的聲音。
——“甚麼？甚麼叫肝火旺？你真胡鬧！你真侮慢師長！
斥退！斥退！”
尖聲氣連連地冒火，怎麼也不由分說，立刻把周、易二位推了出來。
不上十分鍾的光景，監學室的窗上又掛了一道牌出來。周、易二君以煽動罷課、侮慢師長的罪名，又遭斥退了。
學生還繼續罷了兩天的課，終因他們用高壓手段和牢籠政策，把學生的團結切破了，他們便硬把學生的憤怒鎮壓了下來，但是稍有血氣的人誰個能夠心服呢？
平心地說，他們就這樣橫不講理地把學生壓伏著了，假使他們真真正正有點相當的學殖足以引導學生，那他們也未嚐不可以使人心服。但他們卻是空空如也，而且還十二萬分的心驕氣浮。
像丁平子要算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了。他擔任世界地理，他的講義模仿的是章太炎的筆法，寫些古而怪之怪而古之的奇字，用些顛而倒之倒而顛之的奇句。他並不是在講科學，他是拚命在熬文章。講了半年僅僅講了幾篇緒論——實在是倒通不通的緒論。
世間上的通病，不美的婦人總愛搽一臉的胭脂水粉，不通的文章總愛鏤心刻骨的雕琢。結果是愈妝扮愈醜，愈雕琢愈不通。
他或者她假如知道不雕琢不裝飾的自然美，那他已經達到通人之域了。人的美不是在皮膚上的，文字的美也是一樣，它總要有一種內在的顯示。
他們的驕傲不僅在學生間不能得人心服，便是城裏的老名士輩都看不慣了。他們有一次去遊高標山的萬景樓，做了一副木聯來掛在樓上。那聯語是：
六秀才同遊一日
萬景樓從此千秋
因為他們去的人中剛好有六位秀才，這種旁若無人的態度把那極溫誠的王畏岩老先生也激憤了，老先生把那聯語改成：
六秀才隻通六竅
萬景樓遺臭萬年
在下邊正正當當題出了改竄者王畏岩的幾個字。
他們受了這樣的毒罵，後來還鬧了好久的筆墨官司。
他們這一批教職員來了之後，把學生的班次也從新改組過了，把我們舊的學生仍然分成三班，但不是從前純粹依地域的分法。甲一、甲二是注重英文的，甲三注重日文。我因為恨那教英文的一位楊先生，便反抗的入了注重日文的甲三班。甲三班的人大概都是一些有幾分叛逆性者的集合。
我們的英文那時候真是可憐。用的是日本正則英文學校的教本，那位楊先生以他僅僅在高等學校學了一兩年的程度，把那“比阿把”、“比奧保”、“比愛擺”的拚音便教了我們半年。
我們的日文不消說也是一樣的可憐。教日文的先生也僅是在成都東遊預備學堂學了一年的程度；這樣的程度便來教人的外國語真是太嚴肅的兒戲了。我們學日文學了一兩個學期，用盡我們的力量連五十音都沒有學好。
學堂裏沒有可學的東西，少年的各種能力他總要尋出發泄的機會來消費的。第一學期中是消費於酒，消費於遊蕩，第二學期中這個傾向雖然仍舊繼續，但已經沒有從前那樣厲害了。重要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說是那姓汪的少年救了我。我自從和他兩個成了莫逆之交，我事實上成為了那一群遊蕩兒們的情敵，自然不能不和他們疏遠。我一和他們疏遠，自然又不能不向新的方麵發展了。
我所發展向的新的方麵是甚麼呢？便是文學。因為我們可以自修的是隻有文學，有資格足以供我們領教的也隻有通文學的人。
中學堂的經學教員黃經華先生是我們樂山人，他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門生。他很喜歡我，借了不少的書給我看。在小學校對於今文學發生的趣味是他為我護惜著的。他教的是《春秋》，就是根據廖季平先生三傳一家的學說。他很有把孔子宗教化的傾向，他說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藝”都是孔子的創作，就是所謂托古改製。為甚麼《左傳》裏麵在孔子以前人的口中征引“六藝”的文字？他說這便是孔門的有組織有計劃的通同作弊了。
他怕空言無益，所以才借重於外，托諸古人，又怕別人看穿了他的偽托不信任他，所以才特別自我作古的假造出許多的曆史。
他這種見解在當時是很新鮮的。
章太炎的《國粹學報》，梁任公的《清議報》，就在這時候和我見麵了。章太炎的文章我實在看不懂，不過我們很崇拜他，因為他是革命家的原故。革命家的言論為甚麼要那樣的難懂，一點也不帶點革命性？這是我們很懷疑的地方。有人對我說，難懂的是他論學的文章，他關於革命的言論是比較容易懂的。但那時候他辦的《民報》是禁書，我們沒有可能得到閱讀的機會。
《清議報》很容易看懂，雖然言論很淺薄，但它卻表現出具有一種新的氣象。那時候的梁任公已經成了保皇黨了。我們心裏很鄙屑他，但卻喜歡他的著書。他著的《意大利建國三傑》，他譯的《經國美談》，以輕靈的筆調描寫那亡命的誌士，建國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侖、畢士麥之餘便是崇拜的加富爾、加裏波蒂、瑪誌尼了。
平心而論，梁任公的地位在當時確是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製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載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讚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