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所謂“詩刑”。這“詩刑”怕足足受了兩三年的光景，這是怎樣的一個有期徒刑呢？不過在為受這“詩刑”的準備上我也算得到過一點好處。
我們家塾的規矩，白日是讀經，晚來是讀詩。讀詩不消說就是為的是做詩的準備了。我們讀的是《唐詩三百首》和《千家詩》。這些雖然是一樣的不能全懂，但比較起甚麼《易經》、《書經》、《周禮》、《儀禮》等等，總要算有天淵的懸隔了。隻有這一點，可以說是一日的家塾生活的安全瓣，但都還不能說是十分的安全。
關於讀詩上有點奇怪的現象，比較易懂的《千家詩》給予我的銘感很淺，反而是比較高古的唐詩很給了我莫大的興會。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韓退之的詩我不喜歡，文我也不喜歡，說到他的思想我更覺得淺薄。這或許是後來的感情也說不定。
【五】
庚子之變，資本帝國主義的狂濤衝破了封建的老大帝國的萬裏長城。在一兩年前還視變法為罪大惡極的清廷，也不能不企圖依照資本社會的模型來改造自己的國度了。
廢八股而為策論，這是在變革過程中的一個最顯著的事實。
這是必然發生的社會意識的變化。這個變化不消說便直接地影響到我們家塾教育的方法上來了。從前是死讀古書的，現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勢了。從前是除聖賢書外無學問的，現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學的知識了。不消說我們是從試帖詩的刑具解放了下來。還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感謝的，便是我還沒有受過八股的刑具。甚麼破題、起講、搭題、承題等等怪物的毒爪，看看便要加在我頭上來的，我在幾希一發之間公然免掉了。我是怎樣地應該向著甚麼人道謝的呀！向著甚麼人呢？——向著帝國主義者罷。
帝國主義的惡浪不消說是早衝到了我們那樣偏僻的鄉間。
譬如洋煙的上癮、洋緞的使用，其他沾著“洋”字的日常用品實在已不計其數。不過使我們明白地認識了那種變革，就是我們小孩子也意識到了的，是無過於讀“洋書”了。
真正的“洋書”不消說我們當時還沒有讀的資格。我們除聖經賢傳之外，開始讀了一部《地球韻言》，一部《史鑒節要》。這兩部在當時是絕好的啟蒙書籍，是用四言的韻語寫成，對於我們當時的兒童真是無上的天啟。
一直到癸卯年實行廢科舉而建學校的時候，這個變革才一直到達了它應該到達的地方。在那年的秋闈過後，不久就有高等學堂、東文學堂、武備學堂在省城裏產生了出來。我的大哥進了東文，五哥進了武備。新學的書籍就由大哥的采集，像洪水一樣，由成都流到我們家塾裏來。
甚麼《啟蒙畫報》、《經國美談》、《新小說》、《浙江潮》等書報差不多是源源不絕地寄來，這是我們課外的書籍。這些書籍裏麵，《啟蒙畫報》一種對於我尤有莫大的影響。這書好像是上海出版的，是甚麼人編輯的我已經忘記了。二十四開的書型，封麵是紅色中露出白色的梅花。文字異常淺顯，每句之下空一字，絕對沒有念不斷句讀的憂慮。每段記事都有插畫，是一種簡單的線畫，我用紙摹著它畫了許多下來，貼在我睡的床頭牆壁上，有時候塗以各種顏色。
書中的記事最使我感著趣味的是拿破侖、畢士麥的簡單的傳記。小時候崇拜他們兩個人真是可以說到了極點。我最表同情的是拿破侖的廢後約塞芬，她在死的時候還取出拿破侖的相片來表示愛慕，那真是引出了我的眼淚。畢士麥沒有拿破侖那樣動人，但是我很高興他愛狗。我家裏也有三條大狗，我一出一入就呼著它們相隨，自己也就像成了東方畢士麥一樣。
還有一篇《豬仔記》。這是一篇小說體裁的文字，敘述外國人虐待中國工人。內容我現在不大記憶了，好像敘的是一位不學好的青年把家財蕩盡了，被人騙去做了豬仔，賣到美國的甚麼地方去開墾。沿途不消說受了無數的辛酸，賣作農奴之後，在外國人的監工者的皮鞭之下流著血汗做很艱苦的工作，所得的工錢有限，而且那有限的工錢大概依然是要被地主剝削去的。地主有種種惡毒的製度、圈套來束縛工人。譬如讓他們賭錢吃煙，使他們永遠是窮到一錢不名，做終身的奴隸。這位青年做了多年的苦工，受了無限的虐待，已經弄得來三分不像人，四分不像鬼了，自己深深的在痛悔前非。有一天農場裏來了一位中國留學生視察。這位留學生原來就是那豬仔的老同學，兩人無心相遇。學生雖已不認識豬仔，豬仔卻還認得學生。到這兒學生才把他贖回了中國。
內容大概是這樣。這裏雖然充分地包含著勸善懲惡、喚醒民族性的意思，但從那所敘述的是工人生活，對於榨取階級的黑幕也有多少暴露的一點上看來，它可以說是中國無產文藝的鼻祖。
這文章從資料的性質上看大約是留美學生做的罷？處理材料的態度也很像受了一些美國作家Jack London（作者原注：傑克·倫敦（1876—1916），美國著名的進步作家。）的影響，但可惜我現在記不起作者的姓名，但那書中也好像是沒有姓名的。
同樣性質的文章我在中國的近代的文學裏很少看見。中國年年也有不少的留學生渡美，美國留學生中也有一些文學青年，中國工人的生活好像全不值他們一顧的樣子。中國先年到法國去勤工儉學的人也不少，但沒有看見過有一篇描寫工場生活的文章。
這部《啟蒙畫報》的編述，我到現在還深深地記念著它。近來中國也出了一些兒童雜誌一類的刊物，但我總覺得太無趣味了，一點也引不起讀者的精神。或者我現在已經不是兒童，在兒童們看來或許又有別樣一種意見罷。以兒童為對象的刊物很重要而且很不容易辦好，可惜中國人太不留意了。
除開這些書報之外，還有各種上海出版的蒙學教科書，如格致、地理、地質、東西洋史、身、國文等等，差不多現在中學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們家塾裏便用這些來做課本。有一部《筆算數學》，是甚麼教會學堂出版的東西，我們沈先生他自己自修了一遍，便拿來教我們。我們從加減乘除一直也就學到開方了。
那書所用的亞剌伯數字都是楷書，我們運算時也用那正工正楷的亞剌伯數字來運算，現在想起來真覺得好笑。
家塾的壁上掛的四大幅合成的一麵《東亞輿地全圖》，紅黃青綠的各種彩色真使我們的觀感煥然一新。我們到這時才真正地把蒙發了的一樣。
促成這樣的變革的自然是時代的力量，世界的潮流，但我們那種偏僻的鄉陬，在周圍鄰近乃至縣府城中都還不十分注意的時候，我們獨能開風氣之先，很早的便改革了過來，這兒卻不能不說是人力了。我們沈先生的銳意變法，這是他卓識過人的地方。像他那樣忠於職守，能夠離開我見，專以兒童為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見絕少。當然他起初也打過我們，而且很嚴峻地打過我們，但那也並不是出於他的惡意。因為打就是當時的教育，不是他要打我們，是當時的社會要他打我們的。但他能以尖銳的角度轉變過來，他以後便再沒有用刑具來打過我們了。在當時我們讀古書也比較有條理了，一麵讀《左氏春秋》，一麵就讀《東萊博議》。兩者的文章都比較好懂，而且也能互相發明。這真是給予了我很大的啟發。我的好議論的脾氣，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氣，或者就是從這兒養成的罷？我以後也好像又聰明了一些，先生隱隱地在把我當成得意門生看待。
助成了我們家塾革命的還有一個重大的人物，那就是我們的大哥，郭橙塢。他是十三歲便進了學的人，天資當然是很不弱的。不過他幾次秋闈都沒有及第，在最後一科失敗之後，他突然成為了啟蒙運動的急先鋒。成都是一省的都會，接受外來的影響自然較早；他在成都所接受的影響直接傳達到我們鄉裏來。
放足會是他首先提倡的，我們家裏人在鄉中解放得最早，就是五十多歲的我們的母親，那時候也把腳解放了。女子素來是不讀書的，我們的妹子和侄女也都跟著沈先生讀起書來。這些不消說都是他的主張。鄉裏的蒙學堂也是由他提倡的，我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但間接地受了很大的影響。
蒙學堂的先生姓劉，是嘉定人。他是成都新開辦的師範養成所的第一批學生。他也是很熱心，很能忠於職守的一個人。
由他的一來，我們鄉裏人才知道有“洋操”了。我們的沈先生隻有這一點他沒有采辦，但他叫我們去參加了劉先生的“洋操”。
那時候的“洋操”真是有趣，在操“洋操”的時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圍集攏來參觀。
那時候叫立正並不叫立正，是叫“奇奧次克”，叫向右轉是“米擬母克米擬”，向左轉是“西他裏母克西他裏”，走起腳步來的時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著。大家都莫名其妙，隻覺有趣，又覺得好笑。這些很奇怪的口令在當時的人自然覺得是真正的洋貨了，但可不知道它們究竟是那一洋。這個秘密在現在的我當然是解決了的，這全部都是日本的口令，所謂“西呼米西呼米”者就是我們的“一二三一二三”而已。成都才辦學的當時，請來的日本教習特別多（其中連日本的皮匠師傅都聘請來了），聘金特別的貴，就像這樣騙小孩子的體操都用日本教習來教，連那樣基本的口令都沒有翻譯成中文，可見當時辦學人的外行，也可見中國人的辦事草率了。但盡管那樣，我們倒是感覺著很濃厚的趣味的。
大哥那時候已經考上了東文學堂，在那兒學習一年便要送往東洋去留學，所以他隻有在年暑假才能夠回家。東文學堂的教習不消說重要的都是東洋人。在甲辰年的暑假，大哥跟著兩位東洋教習去遊峨眉山回來，他邀著那兩位東洋人繞道到了我們家裏。東洋人的名字一個叫服部操，我叫他是“佛菩薩”；一個叫河田喜八郎，我叫他是“河田稀巴爛”。他們說的話我不懂，我說的話他們當然也不懂。他們在我們家塾裏住了三天，那時候沈先生告假回去了，我為好奇心所驅遣，時常愛跑去找著那兩位東洋人說話；我也學了一些“瓦塔苦西”、“阿那打”、“阿裏加朵”、“薩約那羅”（作者原注：日語“我”、“你”、“謝謝”、“再會”的音譯。）。
使我驚異的是這兩位東洋人非常的吝嗇。他們有一個賓鐵罐子，大概裝過餅幹的，上麵有些油畫，我歡喜它。有一天我們同他們一同往韓王廟去釣魚，我就想把那罐子拿去裝魚。大哥便教了我一句日本話，意思就是說：我想要拿這個罐子去裝魚，好不好？我把罐子拿去向那兩位東洋人照樣的說了那一句話。
不知道是我學舌學得太不像，還是我大哥僅學了半年的日本話還沒有升堂，那樣的一句話完全沒有打響。我簡直莫名其妙又把罐子給他們放還原處去了。
但是要說他們完全沒有聽懂我所學說的那句話吧，好像也不見得。晚上回來了，在燈下吃了晚飯。我大哥在陪著他們談話，我也坐在那兒旁聽。他們有時候又說到了我身上來，我以我的直覺曉得他們說的是我剛才學舌的那回事。我看他們的一個，就是那“佛菩薩”，指著茶碗說“Chawan”（查汪），指著椅子說“Isu”（以死），除此以外，便加拉加拉的，我就弄不清楚了。後來大哥回到父親房裏的時候，他談起這件事情。他說，那東洋人的意思是說他教我說那樣長的一句話不大好，教小孩子學日本話最好取那發音相近的來教；就譬如茶碗和椅子之類雲雲。這樣我自然可以懂了。但我們大哥說，他也佩服那兩位東洋人，一個空的罐子就把給小孩子做玩具也並不破費的，但他們卻吝嗇著沒有給我。他很失悔教我去說了那一句話。
東洋人吝嗇不僅這一點。他們在我們家裏住了好幾天，我們也很有禮貌的款待了他們。他們回到成都以後，隔了好久給我們送了四本日俄戰爭的畫報來。這使我們父親也佩服著他們的慷慨了。
不過東洋人的一來也為我們鄉下開通了不少的風氣，最顯著的是我們父親從那時候起便開始吃生雞蛋了。這在以前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放年假的時候，大哥也回來了。他那時候已經畢了業，在明年的正月裏便要出洋留學了。由他的宣傳號召，同縣中跟他同去有十幾個人。他的意思很想要我同去，但父母不肯。為這件事情也很爭執了一回，但總沒有成功。我自己後來時常在這樣作想：假使當時是跟著我大哥同出了東洋，我一生的路徑當然又不同，或者已經是成了一位純粹的科學家罷？未曾實現過的事體，當然是徒費想象，但至少我這以後的生活是應該采取了另外一條路徑的。
就在那第二年的正月元旦，我那時和我的父母是同寢室的，我很早的便起來了。父親和母親都還在“挖窖”（作者原注：我們鄉裏的習慣元旦是要遲起的，俗間叫作“挖窖”，就是挖金窖的意思。）。大哥也起的很早，他走進房來了，便坐在我的床沿上和我兩個談話。
——“八弟，”他問我，“你是喜歡留在家裏，還是喜歡出東洋？”
我說：“我當然想跟著你去。”
——“你去想學甚麼呢？”
我卻答應不出來：因為我當時實在不知道應該學甚麼，我也不知道究竟有甚麼好學。他代我答應道：
——“還是學實業的好，學實業罷。實業學好了可以富國強兵。”
其實實業的概念是怎樣，我當時是很模糊；就是我們大哥恐怕也是人雲亦雲罷。不過富國強兵這幾個字是很響亮的，那時候講富國強兵，就等於現在說打倒帝國主義一樣。我當時記起了我們沙灣蒙學堂門口的門聯也是“儲材興學、富國強兵”八個字。
話頭無心之間又轉到放腳問題來了。大哥又問我是喜歡大腳還是喜歡小腳。
我說：“我自然喜歡大腳了。”
他滿高興的不免提高了一段聲音來說：“好的，你很文明。
大腳是文明，小腳是野蠻。”
——“混賬東西！”
突然一聲怒罵從父親的床上爆發了出來。
——“你這東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罵成蠻子去了！”
這真是晴天裏一聲霹靂。大哥是出乎意外的，我也是出乎意外的。我看見那快滿三十歲的大哥哭了起來。
父親並不是怎樣頑固的父親，但是時代終竟是兩個時代。
單是對於“野蠻”兩個字的解釋，輕重之間便有天淵的懸殊。
除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響我最深的一個人，我在這兒還要費幾行文字來敘述。大哥年青時分性格也很浪漫的。他喜歡做詩，刻圖章，講究寫字，也學過畫畫。他有一部《海上名人畫稿》和一部《芥子園畫譜》，這是我小時候當成兒童畫報一樣翻閱過的。
《名人畫稿》是工筆畫。那裏麵有一幅公孫大娘舞劍器圖，這和我在唐詩上讀過的《公孫大娘舞劍器行》相印證，使我非常愛好。又有一幅美人圖，是在一簇芭蕉之中畫著半堵圓窗，一位美人掩著半邊立在那圓窗裏麵。書是連史紙石印的，當然沒有著色，但那題的詩句卻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
這真真是富於暗示的題句了。這紅的一點不消說我可以想得到是那美人嘴上的櫻桃。
大哥寫的是一手蘇字，他有不少的蘇字帖，這也是使我和書法接近了的機會。我們在家塾裏寫的是董其昌的《靈飛經》，還有那俗不可耐的甚麼王狀元的文昌帝君陰騭文。《靈飛經》還可以忍耐，但總是一種正工正楷的書法，令人感覺著非常的拘束。
但一和蘇字接觸起來，那種放漫的精神就和從工筆畫移眼到南畫一樣了。
蘇字在當時是很流行的，有多少名人大師都是寫的蘇字。
這個傾向好像一直到現在都還支配著。這本來是很小的一個問題，但在這兒也表示著一個社會的變革。封建製度逐漸崩潰，一般人的生活已不能像古代那樣的幽閉，生存競爭的巨浪也漸漸險惡起來了。所以一切的生活過程便必然地要趨向於簡易化，敏捷化。蘇字的不用中鋒，連真帶草，正合於這種的生活方式，所以它也就肩擔了流行的命運。
大哥的詩、書、畫，不客氣地說一句話，好像沒有一樣可以成家。他後來到日本也學的不是實業，結果是為時流所動學了法政回來。去年我脫險回武漢的時候，他自重慶寫信慰問我，言“安知非暗中有鬼神扶持？”我隻好驚歎時代的進行真如電火一樣迅速了！
【六】
在我十歲前後，和外界的社會起了劇烈的變化一樣，我身體的內部也起了劇烈的變化。
我自己到現在都還在驚異：我不知道我為甚麼會有那樣早期的性的覺醒。
那最初的征候怕是在七八歲的時候罷？那時候我們的家塾還在三伯父家的屋後。三伯家和我們不同居，他的家在街麵上，和我們相隔有兩三家門麵，但在後邊是由一院空地相聯係著的，在這空地上我們另外新建著一座學堂還沒有完工。
三伯父的後院裏麵有一個花園，四圍是有幾籠竹林。峨眉山的山脈橫亙在牆外。
有一天上午，讀書讀厭了，我借口向先生說要去小解——這是我們當時的唯一的偷懶手段。在家塾裏讀書是沒有休息時間的，筆直籠統地要坐到把書讀完，不是先生的大小便和自己的大小便，是沒有鬆一口氣的機會的。所以大小便便是我們的解放者，我們自然要盡量地來麻煩它們了。先生罵我們有一句口頭話，便是“懶牛懶馬屎尿多”。但是罵盡管是罵，多也未見得真多，而懶總盡管是要懶的。隻要鬆得一口氣，那時候真是達觀，便是“呼我為牛便為牛，呼我為馬便為馬”了。
先生允許了出去小解，但並不往廁所裏去，卻走到園子裏來。
時候是暮春天氣，天日是很晴明的。一走到園門口來，看見我們的一位堂嫂背著手站在一籠竹林下麵。她在那兒瞭望。她穿著一件洗白了的蔥白竹布衫子。帶著乳糜色的空中，輕鬆的竹尾不斷地在那兒動搖。堂嫂的兩隻手掌帶著粉棠花的顏色。
我在這時突然起了一種美的念頭，我很想去捫觸那位嫂子的那粉紅的柔嫩的手。但奇怪的是我這個念頭也不敢走去實現。
這位堂嫂是和我們同居的，我們三哥（大伯父的長子）那時也在家塾裏讀書，三嫂當然也是感著春閨的寂寞，希望在這兒和三哥邂逅的罷？但她那知道我那時那樣的一個孩子也起了一個怪異的念頭。
我立在園門前躊躇了一下，我也沒有驚動她，便又轉回家塾裏去了。
這個回憶我始終覺得是我的性覺醒的最初的征兆。
但到後來實際泛濫到幾乎不可收拾的，是在我十一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已經移徙到新的家塾裏了，家塾的教程也施行了新法。先生雖然沒有教我們的體操，但是聽隨我們自己學習的。
家塾和峨眉山相對，僅隔著一道籬柵。在籬柵的左端有一道石門，石門外邊便是一帶的田疇了。
校園中在石門的旁近有一株很大的桑樹，那雖然並不是庭園性質的樹木，但因它很高很大，家裏人愛惜著沒有斫伐它。
我們就在那石門和桑樹之間安上一根堅硬的竹木，這便成為我們的鐵杠了。倚在桑樹上又豎了一根竹木，以備我們學習猿升式的攀援。
就是那豎的一根竹木壞了事。
猿升式的運動是以兩手和兩腳夾著竹竿攀援上去，巧而有力的人便隻用兩手，我們最初學習當然是兩手兩腳的。竹木過粗，攀援的時候很費力氣。攀上了頂了，總不免要用兩腳把竹竿緊緊地夾著，以防墜落，以便在上麵多休息一下。
有一次我就因為在那上麵休息得過久，竟很怪異地感覺著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感。快感過後，異常的感著疲倦，便和熟了的一個蘋果一樣滑落下來。
就這樣發覺了這種怪味之後，我便要時常來貪享這種快樂了。把竹竿當成了自己的愛人。
但是竹竿過高過大，未免太吃力了；後來在三伯父的園中又發現了一株還未十分長成的枇杷樹，在一人高的地方有兩枝對稱的橫枝，剛好可以托手。枇杷樹雖還稚嫩，但因木質堅實，也盡足以支持我一身的重量。於是乎這枇杷樹又奪去了那竹竿的愛寵了。
就在這樣的時候不湊巧的又發現了幾種奇書。
自從大哥出了東洋，我在他的書櫥裏麵發現了一部《西廂》，一部《西湖佳話》，還有一部《花月痕》。
《西廂》是木板的小本，有些不甚鮮明的木板畫。關於《西廂》的知識在各種機會看舊戲的時候，耳濡目染地一定得過了一些，但和真正的原書相接觸的，這要算是第一次了。自己也曉得是小孩子不應該看的禁書，便白天托頭痛把帳子放下了來偷看。
那時候大約是暑天，因為先生已經回去了。
詞調是不甚懂得的，但科白卻容易看懂。因此，蛛絲馬跡地也把前後線索可以看得明白。甚麼“鶯鶯不語科”，“紅娘雲小姐，去來，去來”，“鶯鶯行且止科”等等，很蔥蘢的暗示，真真是夠受挑發了。到了那時候，指頭兒自然又忙碌起來，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又達到了它的第三段的進展。從此以後差不多就病入膏肓了。連《西湖佳話》那樣的書也含著了挑發性，《花月痕》那樣的書，也含著了挑發性了。斷橋情跡的幻影，蘇小小的幻影，秋痕的幻影，弄得人似醉如癡了。
我偷看《西廂》，後來被我們大嫂發覺了，她去告訴了我母親。我母親把我責備了一場。但是責備有甚麼裨益呢？已經開了閘的水總得要流瀉到它的內外平靜了的一天。這種生理上的變動實在是無可如何的，能夠的時候最好是使它少受刺激性的東西。兒童的讀物當然也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回想起來，怕我們發蒙當時天天所讀的甚麼“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聖經賢傳，對於我的或和我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的早熟，怕要負很重大的責任罷？
淫書倒不必一定限於小說，就是從前發蒙用的《三字經》也可以說是一本淫書。譬如說：
蔡文姬，能辨琴。謝道韞，能詠吟。
彼女子，且聰敏。爾男子，當自儆。
像這樣好像是含著勉勵的教訓話，其實正是促進兒童早意識到性的差別。又如那些天經地義的聖人的典禮，甚麼“男女七歲不同席”，“叔嫂不通問，長幼不比肩”之類，這比紅娘、鶯鶯的“去來，去來”，所含的暗示不還要厲害嗎？近來聽說還有些大人先生們在提倡讀經，愚而可憫的禮教大人們喲！你們為你們自己的兒女打算一下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