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的重大曆史事件作了扼要的敘述和公正的結論，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做了重點論述與深刻分析；《決議》文筆生動，簡明扼要，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諸問題分析的極為透徹，對王明的“左”傾錯誤的批判寫得淋漓盡致，是中國共產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項重要成就。
2.毛澤東的秘書與“毛澤東主義”
從1936年到1941年，毛澤東在理論戰線的辛勤耕耘，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論持久戰》、《論新階段》、《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六部著作一篇文章為代表作，在黨內和整個中國引起了日益關注和評說。在這樣的基礎上，1941年夏天，黨的理論工作者和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張如心等，開始思考、研討與撰文，論證“毛澤東主義”問題，說“毛澤東的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運用，在中國的發展”。
1941年秋天，國民黨統治區著名文人葉青在重慶《抗戰與文化》雜誌上撰文，說“毛澤東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是“中國農民主義”，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再版”。1942年2月17—18日，張如心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誌的理論和策略》，批判葉青的觀點，論述“毛澤東主義絕不是農民主義、洪秀全主義，它是20世紀的中國無產階級的理論和策略，是中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科學武器”。同年7月1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1周年，黨的理論家、史學家、《晉察冀日報》總編輯鄧拓代表“晉察冀邊區”黨委在《晉察冀日報》發表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社論寫道：“中國共產黨在21年的鬥爭中已經把馬列主義民族化了、中國化了。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就是毛澤東主義。毛澤東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的統一完整的體係，是創造性的馬列主義的新的發展”。同一時期，黨的領導人陳毅、周恩來、朱德等人也都提出了“毛澤東主義”的理論命名問題。這樣，從1941年夏到1942年夏，關於“毛澤東主義”的理論命名問題，黨的理論工作者、毛澤東的秘書、領導者個人，黨的集體組織，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理論探索。而且在中國的思想文化戰線上，由根據地一直爭論到國民黨管轄的大後方。
1942年，黨組織和黨的領導者、黨的理論工作者和毛澤東的秘書論證“毛澤東主義”的理論依據，是斯大林主持編寫、聯共（布）中央審定、1938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在該書中，蘇共中央寫道：列寧的《怎麼辦？》一書，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基礎”；《進一步，退兩步》，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基礎”；《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策略基礎”；《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當時在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發行了10多萬冊，是中國共產黨幹部教育的經典教科書。研究者對比列寧的四部著作，把毛澤東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及黨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論證為中國共產黨的“方法論基礎”；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書，論證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基礎”；把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論證為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基礎”；把毛澤東的《〈共產黨人〉發刊詞》，論證為黨的“戰略與策略基礎”，進而論證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晉察冀日報》的《七一社論》也論述了毛澤東的上述幾部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政治總綱領”、“戰略與策略”、“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戰爭的全盤理論和策略”。因而，“毛澤東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運用發展的結晶”。
在當時，成年累月奮鬥在山溝裏的中國共產黨，要出一個和馬克思、列寧齊名的大理論家，可是一件大事。所以，從1941年—1945年的四年內，中國共產黨內學習、研究、討論毛澤東著作相當熱烈，高潮迭起。1941年8月，延安美術展覽會第一次展出木刻《毛澤東同誌像》。1942年2月18日，延安文化俱樂部舉辦“毛澤東日”。值春節放假，前來聽者約1000餘人。徐特立作報告介紹了毛澤東部分事跡和生活片斷。張如心作報告《怎樣學習毛澤東》，指出毛澤東的路線是中國革命之路。作家蕭三報告毛澤東的童年，並朗誦他在莫斯科的作品《毛澤東傳》。這年冬天，陝北農民勞動模範在延安向毛澤東真誠地表示：“沒有你，我們這些窮漢趴在地下一輩子也站不起來。”“毛主席，你像一盞明燈發出亮來，在前麵給我們指點著路，我們就永遠跟你走。”在當時的環境下，就“毛澤東主義”這一理論命名問題，黨內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也有。社會上，讚同的也有，反對的也大有人在。陝北的普通老百姓李有源、李增正叔侄兩人此時寫出了《東方紅》的歌曲。黨內理論工作者積極提倡、論證，黨外普通老百姓發自內心地高呼、高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大救星”。就這樣，黨內、黨外結合，全黨在思考“毛澤東主義”理論命名過程中，一邊學習、一邊研究、一邊討論、一邊爭論。在這種學習、研究、討論、爭論的年代裏，毛澤東的理論卻在不知不覺中深深地植根於廣大中國共產黨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