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初的廈門，是國民黨張貞部隊的天下。此時的張貞，已榮升為福建省“剿共”總司令。1931年2月，陳伯達去廈門印刷廠聯係印刷刊物事項。辦完事在回機關的路上，遇到了昔日的同事，此時為張貞的部下。兩人見麵後，分外親熱。朋友問他：“幾年不見了，你到哪裏去了，怎麼連個音訊都沒有啊？張司令（指張貞）多次提起你。”陳伯達聽到朋友的詢問，竟一時無言以答，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等反應過來後，也問了一下張貞的近況、部隊的近況和舊時朋友的近況。朋友告訴他，張覺覺已在張貞處榮升為司令部副官了，並勸陳伯達：“你也回來吧？咱們大家一塊幹，一會兒我回到司令部後，一定告訴張司令，說你在廈門，讓他派人去接你。”兩人說了一陣，各自回機關彙報去了。
陳伯達回到省委後，向羅明彙報，說自己暴露了身份，不便在福建工作，要求回到上海中央重新分配工作。羅明是一個很務實的人，對陳伯達說：“你不必要求走，相反，倒可以利用張貞的關係，搞我們的地下工作。”陳伯達說什麼也要走，並說張貞和張覺覺都知道他是共產黨員。羅明和陶鑄對陳伯達這種怕死的舉動很有看法，因此也不願再留他在福建工作，遂寫了省委證明，將其退回上海中共中央。
張貞的部下回到司令部後，向張貞彙報說見到了陳尚友（陳伯達）。張貞很高興，遂派人去陳伯達住地找他來司令部一敘。來人到達陳伯達住處後，見陳伯達已搬走了，遂回去向張貞彙報。張貞聽了，心裏明白了，此時的尚友，十有八九是共產黨分子了。後告訴貼身部下，日後見到尚友，沒有他的指示，不得亂來。
陳伯達離開廈門，1931年3月再度乘船來到上海。找到中央機關後，彙報了自己的情況，上交了福建省委退人證明信。中央組織部長康生告訴他，先等幾天，等中組部研究一下，然後再通知他去何地工作。這樣，陳伯達根據組織的安排，先在上海住了下來。
在上海，陳伯達見到了王明和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陳伯達與王明的相識是在1927年。那時，兩人都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共事，王明是中宣部的鼓動科科長，陳伯達是出版科科長。在莫斯科中大時，陳伯達再次和王明相處過一段時期。1931年的王明，正是“走紅”的時候，背靠著大樹——米夫，麵對著一群留蘇剛歸國的同學，拉幫結派，與黨中央分庭抗禮，終於在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大逞其誌。王明見到陳伯達頗為高興，以為又多了一位留蘇學生，多了一個助手，很想把陳伯達納入自己的勢力圈子。可米夫不喜歡陳伯達，對陳伯達在莫斯科中大時與托派的一段瓜葛耿耿於懷，認為陳伯達不可靠。王明見米夫如此態度，也就作罷了。
陳伯達在上海逗留一個月，旋被派往天津，分配在中共順直（河北）省委宣傳部，負責編輯順直省委機關刊物——《北方紅旗》。陳伯達未抵達天津前，北方順直省委就遭到了敵人的破壞，省委兩名共產黨員已被逮捕，且敵人正在偵破此案。1931年4月8日，陳伯達抵達天津。當天夜裏，連同順直省委一些其他同誌一道被捕。因順直省委書記許蘭芝被捕後變節，敵人很快結案。順直省委遭到嚴重破壞，44名省委機關工作幹部被捕。黨中央知道此事後，派胡鄂公、楊獻珍兩人前來負責營救工作。營救未成，楊獻珍又被捕。新的順直省委在北平遭到破壞。1931年9月，在天津被捕的順直省委機關工作人員44人被押往北平“草嵐子胡同”——“北平軍人反省院”。當時，“北平軍人反省院”隸屬張學良管控。
陳伯達被捕後，很快就被判處兩年徒刑。在獄中，陳伯達患淋巴腺結核，開過刀後，不能收口，傷勢日益加重，膿血直流。順直省委組織部長陳原道告訴陳伯達，如外麵有什麼關係，可托人早點兒出去。陳伯達提供了張貞的線索，通過書信，取得了聯係。張貞在廈門得知陳伯達被捕而求援的情況後，很是吃驚，但念舊日的友誼，拿出2000元大洋，派王雨亭、陳文總兩人帶著錢來北平營救陳伯達。兩人到北平後，托張學良的副官長大力相助，陳伯達遂於1932年2月出獄。出獄時，陳伯達在《悔過書》上蓋了指印。與陳伯達同時被捕的順直省委其他幹部判刑前後，正趕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形勢變化得非常快，故刑判得很輕。上海一·二八事變後，國民黨有一次對政治犯大赦，其他人亦先後出獄了。
陳伯達出獄時，身體十分不好。為此，他在北平西山療養院治了七八個月的病。經過療養院大夫盧永春精心治療，陳伯達淋巴腺結核才慢慢痊愈。這期間張貞給他的錢也用光了，同時還欠了一大筆住院費。陳伯達隻得照實和療養院講明，療養院看到陳伯達也確實如此，況他原是一個政治犯，就對他說：“沒有錢，就算了，你出院吧。等你將來有發跡的那一天，給咱療養院關照一下就是了。”解放後，陳伯達雖然地位在不斷升遷，但他始終沒有忘記當年的苦難，及在困境中給他幫助過的人。為報昔日援手幫助之情，他找過盧永春，不想盧永春已謝世。
3.吉鴻昌、張貞對陳伯達的幫助
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之後，與日本帝國主義和偽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抗日同盟軍興起，急需大批幹部前往工作。陳伯達出療養院後的幾個月還沒有具體工作，組織上遂派陳伯達前往張家口抗日同盟軍司令部，配合吉鴻昌進行黨的工作。後來吉鴻昌離開了部隊，進入天津租界，繼續開展黨的秘密工作。吉鴻昌走後，陳伯達自己在張家口亦無法立足，旋回北平西山，修改在療養院時寫的《論譚嗣同》一書的初稿。修改完成後沒地方給他出書，陳伯達隻得去天津拉吉鴻昌讚助。於是，吉鴻昌為他出了一筆錢，陳伯達在上海托人為他找了一個“人文印務社”，1934年春，該書出版。1939年春，經過陳伯達修訂補充後，生活書店給予再版，書名改為《論中國的啟蒙思想家——譚嗣同》。
1933年深秋，張貞從南京來北平辦公事。通過國民黨內的熟人，張貞找到了陳伯達，並開車去看望了他。張貞看到陳伯達窮困潦倒，心裏很是不平靜。兩人握手好一陣，相對無言。後張貞先開口，問了陳伯達生活等各方麵的情況。陳伯達也了解了一下1927年以後幾年間張貞的心情和遇境。之後，陳伯達與張貞又互訪兩次。最後一次，張貞勸陳伯達：“不要再流浪奔波去幹共產黨的事了，找個正當的工作做，照顧好自己的身體。”談到關鍵問題，陳伯達回避了，說：“我不是共產黨的人，我是學者。”張貞半信半疑地跟了一句：“那就好。”張貞回到南京後，給陳伯達寄來300塊大洋，囑咐陳伯達一定要好好治病。1934年張貞將兒子張冠雄送到北平讀書，寫信托陳伯達多為關照。張冠雄到北平後，親自拜訪了昔日其父的老部下陳伯達。陳伯達熱情地接待了他。日後，兩人經常往還，陳伯達於學業上，給了張冠雄不少幫助。張冠雄每次假期返校，也給陳伯達帶不少好東西來。陳伯達自是十分感謝張貞。後來在1936年3月，陳伯達向北方局請了一月的假，回福建老家探親。在家住三周，和其母其兄相處十分融洽。第四周，陳伯達動身北返。車過南京時，陳伯達下車看望了張貞。張貞留陳伯達在南京住了三天，並讓昔日陳伯達的一些福建籍友人陪陳伯達遊覽了南京的名勝古跡。3日後，陳伯達乘津浦線火車動身返北平。張貞讓車送陳伯達到江北浦口火車站。曆兩日一夜，陳伯達抵北平。在劉少奇領導下，從事北方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