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國民黨敗局已定時，張貞的老鄉、軍統特務黃其華問張貞：“張上將！時局很緊啊！你有什麼打算沒有呢？”張貞滿有信心地回答：“我跟尚友有聯絡，他會給我安排的。”這些，也表明張貞、陳伯達兩人友誼很深。實事求是地說，張貞在陳伯達青年時期，幫了陳伯達不少忙，也算得上陳伯達的患難之交。
4.輾轉於平津兩地與十年間的學術收獲
1934年春，陳伯達來到天津，在河北省委工作，負責編輯省委機關報《實話報》。在省委機關，他和宣傳部長李華生之間經常為工作發生意見分歧。陳伯達在《實話報》上提出了“武裝保衛華北”的口號，中共北方局認為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指示河北省委撤掉陳伯達的主編職務，後又定陳伯達在河北省委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河北省委改派陳伯達到基層天津民族自衛隊去工作，陳伯達以閩南口音和身體不好為口實，要求回北平文化界工作，獲準。
陳伯達回到北平後，中共北京市委根據陳伯達的特長，分配他在文化界工作。時北平中國大學國文教授、係主任吳承仕先生，曾讀過陳伯達的《論譚嗣同》一書。吳承仕認為，陳書雖有很多不足和錯誤，但該書觀點和文筆有很多可取之處，又知陳伯達為學勤奮，學問功底尚可，乃約陳伯達為其主辦的《文史》雜誌撰稿。陳伯達應約，寫了《從名實問題論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分野》，發表在1934年6月出版的《文史》雜誌上。這樣，陳伯達在北平遂逐步結識了齊燕銘、曹靖華、孫席珍等人。人到30歲，漸顯成熟，此時的陳伯達，較過去幾年有很大的進步。在與北平文化界的交往過程中，經中共北平市委的批準，陳伯達一一地把一些文化界與他交往的積極分子發展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組成一個特別小組，陳伯達為聯係人。吳承仕看陳伯達確實可以，遂邀請陳伯達來中國大學任教，講授周秦諸子課。《文史》雜誌停刊後，陳伯達又繼續寫出《公孫龍子的哲學》、《寫曆史和做曆史》、《墨子哲學》、《關於命運》、《論中國哲學年會》、《殷周社會考》等多篇文章和一些黨內工作論文。
1935年春，北平黨組織又一次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陳伯達東躲西藏仍很難在北平立足，旋又去天津工作。在天津，陳伯達找到了北方局負責人柯慶施。柯慶施與陳伯達商量，要陳找到吉鴻昌部下弄些錢，北方局要辦個刊物。陳伯達又找到南漢宸，南答應籌錢辦刊物和提供陳在天津的生活費。不久以後，中共北方局機關刊物《華北烽火》就創刊了。因國民黨當局的查禁，刊物幾易其名（《長城》、《國防》、《人民之友》）。辦了一段時間，部分因為南漢宸籌措的經費中，供陳伯達一家的生活費與辦刊物的費用界限不清，柯慶施遂停止了陳伯達的主編工作。南漢宸見狀，又介紹陳伯達到天津河北商學院兼課，以掙得生活費。
1935年冬，北平爆發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受中央北方局指派，12月10日，陳伯達到了北平，領導一二·九學生運動，負責宣傳方麵的工作。工作一段時間，他又回到了天津。1936年春，劉少奇奉黨中央之命來北方局，具體領導北方局的工作。劉少奇到北方局後，改組了北方局，上報中央並獲準彭真為北方局組織部長，林楓為北方局秘書長，陳伯達為北方局宣傳部長。時年，陳伯達32歲。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的進步思想界在抗日救國的使命下，日益有所進取。1935年的華北事變，對中國的進步思想界提出了更新更高的任務，那就是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附加上兩點，一方麵反對中國內部的奴化思想，另一方麵提倡對中國億萬大眾的新啟蒙運動。其運動的中心內容為：反對異族奴役，反對舊禮教、複古、武斷、盲從、迷信及一切愚民政策，喚起廣大人民的抗戰和民主的覺醒。運動很快得到全國各階層的響應，並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1937年春夏間達到了高潮，七七事變後停止。這場運動曾引起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動文人的注意和攻擊，陳伯達、艾思奇等人對此著文予以反擊。經過近一年的發展，思想界逐漸統一了認識，認為“這場運動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義運動；是反武斷、反獨裁、反壟斷的三反運動；是建立現代中國新文化的運動。”北平的《北平新報》、《華北呼聲》、《動向》、《現實月刊》、《新文化月刊》等報刊，均投入了這一運動。這一運動在當時來說，對廓清蒙昧和宣傳抗日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1937年春，上海新知書店出版了陳伯達的論文集——《真理的追求》，對推動上海的新啟蒙運動，亦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此時，陳伯達還曾就上海文藝界關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之爭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雙方應該休戰，他支持“國防文學”，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屬於“國防文學”的左翼，“是國防文學最主要的一種，一個部分，同時也是國防文學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