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一年（1923年），陳伯達在集美圖書館閱讀了郭沫若先生的新詩集《女神》，其拜讀之情狀似飲瓊漿玉液，其崇敬之心，實虔誠備至。一遍一遍地閱讀後，他寫信給郭沫若，談自己的心得體會。郭沫若亦給他寫了回信。從此，在筆墨上結識了郭沫若。那時，陳伯達與幾個朋友創辦《廈門通俗教育半月刊》，其一卷二期的“卷頭語”，為陳伯達寫的一首詩。
朵朵黑雲，遍布天空。
滔滔洪水，溢汜人間。
我們看不到一些光明，
我們望不到一片埃岸。
那怕黑雲不散，洪水不幹？
朋友喲？我們奮力前進!
我們為我們的生命，
我們要努力奮鬥!我們前進！
“希望”之正神，正在向我們招呼，
“挫折”便是至幸福之門的途徑。
天下無有患以解脫不了，
惟有心人誰終莫之何。
朋友喲！我們毋庸畏怯，
我們是已備嚐痛苦。
朋友喲!為我們的生命，
我們揭起（我們前進）的大旗!
尚友，1924年3月31日題於廈門客寓
20歲的陳伯達，思想很為激進，與時代潮流並行，高呼著前進。
1924年，經《廈聲報》編輯張覺覺（中共早期黨員，陳伯達入黨介紹人，大革命後叛變）推薦，陳伯達辭去廈門職務，任職《廈聲報》駐上海記者，前往上海工作。陳伯達躊躇滿誌，來到上海。工作一段時間後，陳伯達不覺心裏黯然。上海與廈門不是一個語言區，陳伯達的閩南話，在上海到處碰壁，上海的滬語，他也學的十分吃力，且他又不善於采訪，兩者加一塊兒，使他頗感費勁，漸覺不該來這兒。在上海，他一邊當記者，一邊入上海大學中文係學習。時共產黨員和一批進步學者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沈雁冰、鄭振鐸、豐子愷、陳望道、蔣光赤等均在上海大學任教。在這裏，陳伯達第一次受到了共產主義理論教育，但他始終處於似懂非懂之間，沒有弄清這門學問的真諦。陳伯達在上海，感到十分孤寂，一方麵由於工作上甚為吃力，另一方麵由於人情世故方麵十分不熟悉，交友甚少，到處陌生。1924年11月 15日，他寫的短篇小說《寒天》，反映了他此時的心境：
上海，對於我來說，本是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況且又是進的S學校，越覺得寂寞孤冷，相識的人，雖不能說是沒有，但總是和不相識一般。我一天到晚，像啞子一般，甚至於不曾說過一句話。我如那每次都打了敗仗的久經戰陣的兵士，遍身負著傷痕，倒臥在暮色蒼涼的草野裏，望著西山的殘陽在苟延殘喘。我覺得我這回不安分的掙紮來滬進學，也已完全告失敗了。我明春是無望再來的，在我的前方，隻橫著一片迷蒙的雲霧。17
1924年冬，郭沫若剛從日本回來，一次來上海大學演講，與郭沫若有著筆墨之交的陳伯達，乘機與郭沫若見了麵，並去他家拜訪。談話中，郭沫若告訴陳伯達，鬱達夫18正在北京大學任教，同時編刊物，你若有什麼文章可寄給鬱達夫。之後，陳伯達把自己寫的《寒天》寄給鬱達夫，後登在1925年2月7日出版的《時代評論》上。
1925年春，陳伯達從上海回到廈門。是年，經過朋友黃振家介紹，陳伯達參加了中國國民黨。此時，中國處於激烈的動蕩與分化之中，1925年9月16日《洪水》雜誌一卷一期上刊登的陳伯達《努力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一文，大略反映了他當時的思想麵貌。他在該文中寫道：
我的確相信現在的中國，要談主義，還隻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一道救急的良符，足為我們努力國民革命者的共同目標。
國民革命的主力軍——青年學生與工農，尤其是青年學生，其地位尤其重要，因為工農的知識大多比他們低下，要賴他們的提攜與指揮，其它各階級的直接間接受他們的影響也最大。
國民革命的主力軍，如果沒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信仰，內部決難和諧，步驟決要紊亂。這個共同的信仰，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從陳伯達的文章摘錄中，可以看出陳伯達對信仰和國民革命領導權兩個問題的基本認識。陳伯達的認識是有錯誤的，其一為：他想把三民主義做為中國國民革命的信仰，對三民主義問題缺乏認真探究。其二為：他把知識分子列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
這期間，陳伯達仍在《廈聲報》任事，經常往來於廈門上海之間。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寫出《中國的言論界》一文，批評上海為帝國主義效勞的輿論界。他認為上海輿論界，沒有幾家報紙支持工商學的遊行示威和罷工、罷課、罷市鬥爭的，大多是帝國主義的喉舌，為資本帝國主義賣命。
4.參加北伐戰爭
陳伯達在廈門集美師範學校讀書時，認識了該校圖書館主任吳康，陳伯達多次去他家中拜訪求教。吳康對陳伯達的文章也頗為讚賞，並多次指點其不足。後來吳康從廈門到北京大學執教，“五卅”運動時期，應聘到廣州中山大學任職。在廣州，吳康寫信約陳伯達來中山大學就讀，並介紹說中山大學中文係不錯，可來此深造。於是，陳伯達前往廣州求學。
當時的廣州，正處在北伐戰爭的前夜。同時，國民黨右派向革命派進攻，爭奪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也十分激烈。陳伯達來到廣州後投奔吳康。吳康是福建人，這期間同來廣州求學的一些福建籍青年，經常聚在吳康家裏討論時事，切磋學習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和大革命初期，中國共產黨無論從組織上還是思想上對福建的影響都很弱，來吳康家的一些青年，幾乎都是信仰三民主義並日益向右轉的一些青年。此時，陳伯達也深受影響。1926年初，是革命與反革命搏鬥的前夜。錯綜複雜的形勢中，陳伯達思想十分消沉，苦無出路。1926年《洪水》雜誌第2卷第16期刊登的陳伯達《絕句四首》，反映了他這時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