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接待方引我去一處學生宿舍休息，路經大學綠地，看見一些從新澤西州開車來聽我演講的人士，在草坪上鋪開布巾，席地野餐，以待下午我的第二講，很是感動，也更有返老還童的欣悅。
夏誌清捧場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弘紅”次日，幾乎美國所有的華文報紙都立即予以報道。《星島日報》的標題用了初號字《劉心武哥大妙語講紅樓》，提要中說：“劉心武在哥大的‘紅樓揭秘’，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他的風趣幽默，妙語連珠，連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泰鬥人物夏誌清也特來捧場，更一邊聽一邊連連點頭，講堂內座無虛席，聽眾們都隨著劉心武的‘紅樓夢’在榮國府、寧國府中流連忘返。”
我第一次見夏誌清先生是在1987年，那次赴美到十數所著名大學演講，首站正是哥倫比亞大學。那回夏先生沒去聽我演講，也沒參加紐約眾多文化界人士歡迎我的聚會，但是他通過其研究生，邀我到唐人街一家餐館單獨晤麵，體現出他那特立獨行的性格。那次我贈他一件民俗工藝品，是江浙一帶小鎮居民掛在大門旁的避邪鏡，用錫製作，雕有很細膩精巧的花紋圖樣，他一見就說：“我最討厭這些個迷信的東西。”我有點窘，他就又說：“你既然拿來了，我也就收下吧。”他的率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二次赴美，在紐約也是不少的文化界舊友新雨舉辦餐會，歡迎我和妻子曉歌。記得那回來的人甚多，以至餐館包間的玻璃拉門都關不上了。在座的文化泰鬥級人物有唐德剛先生，夏先生卻仍不來“合群”。那次唐先生身子骨顯得十分硬朗，談笑時聲如洪鍾。但這回再赴紐約，要把周汝昌先生囑交的《我與胡適先生》麵呈唐先生時，接待方告訴我，唐先生竟已中風，行動語言不便，我隻好惆悵地把周先生大作和兩冊拙著給華美協進社的何勇先生，煩他轉遞致慰。
夏誌清先生隻比唐德剛先生小一歲，這回赴美在哥大演講的前一天，紐約一些文化名流在中央公園綠色酒苑小聚，為我洗塵。夏先生攜夫人一起來了，他腰直身健，雙眼放光，完全不像是個85歲的耄耋老翁。他不僅在中國文化方麵造詣很高，英文寫作在英語為母語的人士眼中也屬一流，我感覺他已經具有熟練的英語思維，也具有了“美國大娃娃”的特點。席上他稱老妻為“媽媽”，兩個人各點了一樣西餐主菜，菜到後互換一半，孩童般滿足，其樂融融。
我演講那天上午，夏先生來聽，坐在頭排，正對著講台。講完後我趨前感謝他的支持，他說下午還要來聽，我勸他不必來了，因為所有來聽講的人士，都可以隻選一場來聽，一般聽眾是要購票入場的，一場20美元，有的就隻選上一場，或隻選下一場，兩場全聽，其實還是很累的。但下午夏先生還是來了，還坐頭排，一直是全神貫注。
報道說“夏誌清捧場”(用二號字在大標題上方作為導語)，我以為並非誇張，這是實際情況。他不但專注地聽我這樣一個沒有教授、研究員、專家、學者身份頭銜的行外晚輩演講，還幾次大聲地發表感想。一次是我講到“雙懸日月照乾坤”所影射的乾隆和弘皙兩派政治力量的對峙，以及“乘槎待帝孫”所表達出的著書人的政治傾向時，他發出“啊，是這樣!”的感歎。一次是我講到太虛幻境四仙姑的命名，隱含著賈寶玉一生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四位女性，特別是“度恨菩提”是暗指妙玉時，針對我的層層推理，他高聲讚揚：“精彩!”我最後強調，曹雪芹超越了政治情懷，沒有把《紅樓夢》寫成一部政治小說，而是通過賈寶玉形象的塑造和對“情榜”的設計，把《紅樓夢》的文本提升到了人文情懷的高度，這時夏老更高聲地呼出了兩個字：“偉大!”我覺得他是認可了我的論點，在讚揚曹雪芹從政治層麵升華到人類終極關懷層麵的寫作高度。
後來不止一位在場的人士跟我說，夏誌清先生是從來不亂捧人的，甚至於可以說是一貫吝於讚詞，他當眾如此高聲表態，是罕見的。夏先生還對采訪的記者表示，聽了我的兩講後，他會讀我贈他的兩冊《揭秘》，並且，我以為更加重要的是――他說他要“重溫舊夢，惡補《紅樓夢》”。
到哥大演講，我本來的目的，隻不過是喚起一般美國人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初步興趣，沒想到來聽的專家，尤其是夏老這樣的碩儒，竟給予我如此堅定的支持，真是喜出望外。
當然，我隻是一家之言，夏老的讚揚支持，也僅是他個人的一種反應。國內一般人大體都知道夏老曾用英文寫成《中國現代小說史》，被譯成中文傳到國內後，產生出巨大的影響。沈從文和張愛玲這兩位被我們一度從文學史中剔除的小說家，他們作品的價值，終於得到了普遍的承認。錢鍾書一度隻被認為是個外文優秀的學者，其寫成於20世紀40年代的長篇小說《圍城》從50年代到70年代根本不被重印，在文學史中也隻字不提，到90年代後則成為了暢銷小說。我知道國內現在仍有一些人對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不以為然，他們可以繼續對夏先生，包括沈從文、張愛玲以及《圍城》不以為然或采取批判的態度，但有一點那是絕大多數人都承認的，就是誰也不能自以為真理獨在自己手中，以霸主心態、學閥作風對待別人。
石破天驚少一門
我在哥大的講座結束後，邀請方華美協進社人文學會雙主席之一汪班先生作總結發言。汪先生來自台灣，在美國多年，是華美協進社的資深教師，他中、英文都好，能夠雙語教學，而且對中國的琴棋書畫都有研究，在京劇昆曲方麵更是通家，能粉墨登場，唱腔做功，可與專業演員媲美。
汪班先生說我的兩場四小時演講，可以用四個字概括：石破天驚。對這樣的評價，我是否應該立即謙辭我自己把這樣的讚揚報道出來是否狂妄冷靜下來回想，我覺得就那天演講贏得的反響而言，確實可以用這四個字來形容。其實用北京土話概括，兩個字就夠：震了!
這當然會引出反對我赴美揭紅的那些人士的更大反感和憂慮，這豈不是明擺著我把美國那邊的聽眾誤導了嗎我隻好再次告訴大家，那邊的聽眾沒有任何人期待我去引導。對《紅樓夢》原有自己看法的人，他或許會通過聽我的演講，去調整他的思路，或許僅僅是覺得多了一種參照；對《紅樓夢》原來不甚了解的人，他也不會得出“《紅樓夢》就是這樣”的結論，他會產生去聆聽更多種解析的願望。而最根本的是，人們聽後會產生去找《紅樓夢》來讀的衝動，而絕不會出現“啊，那就用不著去讀原著了”的想法。
總體而言，美國的學術氣氛，是特別歡迎個性化的研究，鼓勵出新，寬容顛覆的。如果你宣布你的觀點“正確”、“穩妥”，是“真理”、“方向”，而且你演講是要“正導”他們，並且充滿對異己“邪說”的批判與“警惕被某人誤導”的勸諭，那麼，他們去聆聽的興趣一定大減。我去後問邀請方：“是誰向你們推薦我的”回答竟是：“那些強烈反對你的人。”他們說，本來也不清楚中國中央電視台有多少頻道，10頻道是不對國外的，他們看不到，《百家講壇》節目更無從知曉，但我的《揭秘紅樓夢》係列講座，引出的“圍毆”、“口水戰”被廣泛報道，特別是境外一些傳媒不但報道還對這件事予以評論，他們才知道原來我有這麼個《揭秘》係列。反對者竟氣憤到宣布我“不能到電視台去講”、“是對社會文化的混亂”、“擾亂了文學藝術研究的方向”，這就勾起了他們的好奇心，於是設法找到光盤和書，看了才知道我的研究果然很個性化，而且富於趣味性，覺得很適合他們的講座。因為他們舉辦的講座不是針對學界的，是一種向普通美國人推介中國傳統文化的休閑性周末活動。目的也並不是向美國人宣傳“如何正確無誤地理解《紅樓夢》”，而是意在以通俗生動的演講內容，讓一般美國人知道“中國有個偉大的作家曹雪芹寫了部偉大的小說《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