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養女嬰
應華美協進社邀請，到紐約去講《紅樓夢》。他們提供的是美國大陸航空公司的往返機票。2006年4月12日登機那天，到登機口一看，幾乎全是洋人。坐下來環顧，發現不少洋人全帶著孩子。再細看，呀，那些孩子怎麼差不多全一般大，而且，竟全是中國娃娃。更仔細地看，那些嬰孩應該全是女娃兒。攜帶她們的洋人，有的看上去是兩口子，更多的則是單身的婦女或先生。從他們的肢體語言上，就能看出他們對自己攜帶的女娃非常疼愛，有的緊摟懷中，有的給坐在折疊小椅上的孩子喂水，有的則彎腰扶著小胳臂讓其試步……
原來，跟我同機的，有一個不小的美國領養中國被遺棄女嬰的團體，他們已經在中國辦理完所有相關手續，正帶著自己選中的愛嬰，返回美國。
美國人從中國領養女嬰，始於1992年。首批被領回去的，現在已經上中學了。目前這種從中國福利院領養去的棄嬰，據說在美國已經累計達到六萬多名。被領養的棄嬰幾乎全是女娃，有“中國妹妹”?之稱。?
飛往紐約的航程裏，我一直在琢磨，怎麼那麼巧我揭秘《紅樓夢》，是從書裏的秦可卿入手，而書中第八回末尾，就交代說，秦可卿本是一個小官吏從養生堂裏抱養出來的女嬰。當年的養生堂，相當於現在的福利院，當然，舊時代的養生堂(又叫育嬰堂)黑幕重重，現在的福利院應該是一個健全的民政機構。但無論當年還是現在，這類機構所收養的棄嬰，總不能長期留存在那裏麵，根據法律法規，辦理相關手續，讓社會上具備一定經濟條件和道德水平的人士從中領養，是中外古今這類機構慣常的行為方式。
看過英國19世紀作家狄更斯的長篇小說《霧都孤兒》，我們就可以知道，在舊時代，西方的孤兒院(也就是育嬰堂、養生堂)裏的棄童過著怎樣非人的悲慘生活。而他們被領養出去後，多半又會被當作童工驅使盤剝，隻有希冀偶然的運氣，才能終於脫離樊籠，回歸到正常(實際上也就是中產階級或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之中。在曹雪芹撰寫《紅樓夢》的那個時代，中國的養生堂也是暗無天日的地方，從那裏抱養出去的孩子，男的往往是被當作學徒，女的往往成為丫頭，命運稍微好些的，也不過是成為小戶人家的養子養女。對於他們的來曆，父母諱莫如深，他們長大後有所疑惑、察覺，都會非常地痛苦。就因為他們“來曆不純”，所以會在他們的人生道路上，特別是婚姻、就業等方麵，遭遇障礙，形成坎坷。
美國19世紀小說家霍桑的《紅字》，雖然講的不是養生堂的故事，但是書裏的那個女孩珠兒，就因為她“不知其父”，“來曆不明”，也就跟她那至死不說出她父親是誰的母親一樣，每天身上必須掛出屈辱性的紅A字，被示眾、被歧視。這說明，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至少在一百多年前，血統問題仍是一個能製人於死命的嚴重問題。所以《紅樓夢》第八回末尾的那段交代，說秦可卿是宦囊羞澀的小官吏從養生堂抱出的女嬰，卻僅僅因為跟賈府有些瓜葛，就嫁入到人人一雙富貴眼睛的賈氏家族，成為寧國府三世單傳的貴族公子賈蓉的正妻，確實是有悖那個時代常理的，不僅有悖那時中國的常理，也有悖霍桑、狄更斯筆下描繪過的，以往西方社會的常理。那確實是個值得探究的“症結”。
飛機上鄰座的一位美籍華人女士，跟我談起美國領養團，她說這些白種美國人會為所領養的“中國妹妹”安排很好的前程，送她們入名校，最後將她們輸入美國主流社會。她估計再過十年，這些女孩中長大成人的，會組成“中國姊妹會”，她們會意識到她們在美國社會裏是一個特殊的族群，她們會返回中國尋根(實際上現在已經有1992年抱養去的回來尋求“我究竟是誰”的答案)，會在美中各方麵交流中起到某種特殊的作用。
飛機開始降落，舷窗外，已呈現出紐瓦克國際機場的鮮明輪廓……?
大娃娃心態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美國白人組成領養團，到中國福利院裏抱養被遺棄的女嬰到了紐約以後，我還經常跟那邊的人士討論。總的來說，每一位領養人都會有他們自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很私密的原因。但是，大體而言，他們有其共同點，就是出於樸素的人道考慮，覺得自己既然有能力，就應該做這種珍惜生命的事情。這跟一般美國人都信奉基督教新教派，持有宗教情懷也有很大關係。20世紀50年代，曾有很多美國人自願領養韓國孤兒，六七十年代，積極抱養越南孤兒又形成一種風氣。現在，盡管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中國生產的衣服和鞋子充斥在美國的各大商場，中國的家用電器也令美國人覺得物美價廉，但是，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嚴重，拋棄女嬰仍是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某些福利院收容的女嬰數量已經相當可觀。而中國本土人士抱養這些女嬰又並不踴躍，於是，一些知道了此種情況的美國人士，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自願組合成了一批批的領養團，來中國抱養被遺棄的女嬰。
我在赴美途中遭遇美國領養團，其中諸多鏡頭令我久久難忘。比如一位獨身男士還為自己和女嬰購買了頭等艙的座位，進入機艙後立即布置成一個小小的遊樂區，全身心地逗那女嬰咯咯歡笑，他自己也高興得像一個大娃娃。
大娃娃的作派、心理和情趣，是我接觸許多美國人以後形成的一個總體印象。比如這次赴美“弘紅”――就是弘揚中國的《紅樓夢》――本來就是到華美協進社二樓的演講廳裏去講一番我的《揭秘》，後來卻通知我他們要與哥倫比亞大學合辦，而且要把演講的那一天命名為“劉心武日”。乍得知他們這個決定我真嚇了一跳，畢竟我是中國人，從傳統文化到革命文化在我意識裏的積澱都很深，論資排輩也好，論功行賞也好，在哥大舉辦某某某日，怎麼說也不應該輪到我頭上，而且，我若接受下來，豈止是不謙虛，簡直就是狂妄!但到頭來4月15日還是搞成了“劉心武日”。上午我講《秦可卿與賈元春之謎》，下午講《賈寶玉和情榜之謎》，兩講前分別播放中央電視台錄製的《一個人和一座城市――劉心武撫摸北京》上下集，設台麵展示出售我的若幹著作，散發關於我的創作簡曆和有關我《揭秘紅樓夢》引發大爭論的材料，張貼了一些跟我有關的中英文報道及照片。我發現，美國人的想法很單純，就是我們既然請來了劉心武，手中又有若幹資源，而事前報名訂票的人士又逾百人，何不大家高興一番呢他們並不把“劉心武日”的叫法看得那麼鄭重，融注進那麼多的內涵，就是一群大娃娃，聚在一起度過一個跟劉心武有關的周末，在嘉年華式的活潑氣氛裏，順便地了解到一點關於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和關於一個中國當代作家的相關信息。
美國式大娃娃的心態，感染了我。出發前，一位友人叮囑我：“你可是負有重大使命啊!”到了美國，我會見了華美協進社的社長、副社?長――?兩位白人女士――以及其分支機構人文學會的雙主席，來自內地的何勇和來自台灣的汪班二位先生。輕鬆交談中，我就明白了，在紐約這個大都會，每個周末都會有無數的文化活動，且不說大都會博物館和林肯中心裏麵，也且不說百老彙長街上的無數劇場和分布在各區的圖書館裏，就是許多小型的文化場所，也有極其豐富多彩的安排。某處可能有關於柬埔寨吳哥窟的研討，另一處可能有某部東歐作品英譯本的首發式。華美協進社本身，也開展著多種介紹中國文化的活動，一樓的展廳裏就正舉辦中國青花瓷精品展。來一個劉心武，講兩場《揭秘紅樓夢》，而且隻是用中文講，不過是一滴雨水，落進浩瀚的大海裏罷了。認真對待是應該的，但又何必把自己和講座看得那麼重要，動輒視為“使命”呢大家一起玩玩，寓文化傳播於周末消閑，“劉心武日”無非是個小小的周末遊戲。進入這樣的心態後，我那天的演講，意態輕鬆，揮灑自如，反而獲得了異常熱烈的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