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與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卷中，第613頁，由荷蘭烏得勒支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杜維?福克馬執筆的《1976年和“傷痕文學”的出現》一節裏，他這樣說：“在新作家裏，劉心武是第一個批判性地觸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後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班主任》(1977年)引起了全國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給作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帶來的不良影響和綜合後果。”在第800頁，由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教授塞瑞爾?伯奇執筆的《毛以後的時代》一節裏，則說：“‘傷痕文學’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實際上的宣言，應推劉心武1977年11月發表的《班主任》。書中的那位中學教師，是個劉在後來的幾篇小說中也寫到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和受人喜愛的人物。那位老師所講的故事本身並沒有什麼戲劇性，但僅寥寥數筆就勾勒出幾個互成對照的青年形象。一個是‘四人幫’時期遺留下來的失足者，那位老師不顧同事們的懷疑，為他恢複名譽。但這個失足者倒不成問題，問題出在那個團支書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個小搗蛋都不開竅，但她熱情很高，而且動不動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沒看過的文學作品斥為淫穢讀物。相比之下第三個學生就是個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個動亂期間，她的家庭環境保護了她的心靈健全，因為她家書櫥裏還繼續放著托爾斯泰、歌德、茅盾和羅廣斌的作品。”然後又說：“劉心武向來是正脫穎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辯的代言人……”接著引用了我在1979年11月四次文代會上的一段發言，又說：“在運用短篇小說的技巧上，劉心武進展很快。1979年6月他發表了《我愛每一片綠葉》，這篇故事成功地將隱喻、戲劇性的事件和複雜的時間結構，全部融合進長留讀者心中的人物描寫裏，描寫了一個才華橫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書桌中的一張女人的照片……劉心武將藏匿的照片這一象征物，觸目驚心地暗喻為知識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國這樣一個環境中，這真是一個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譯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引用這些“洋鬼子”的話，確實不是“崇洋媚外”，而隻是為了簡便地說明以下幾個問題：(1)《班主任》這篇作品，產生於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積存已久的腹誹，其中集中體現為對“四人幫”文化專製主義的強烈不滿。
(2)這篇作品是“傷痕文學”中公開發表得最早的一篇。
(3)人們對這篇作品，以及整個“傷痕文學”的閱讀興趣，主要還不是出於文學性關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說是社會性關注使然。
(4)這樣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轟動，主要是因為帶頭講出了“人人心中有”，卻一時說不出或說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說，它是一篇承載民間變革性訴求的文章。
(5)這樣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費正清、麥克法誇爾等西方“中國問題專家”――他們主要是研究中國政治、社會、曆史――的注意，用來作為考察中國社會政治、社會發展變化的一種資料，這當然與純文學方麵的評價基本上是兩回事兒。
(6)就文學論文學，《班主任》的文本，特別是小說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寫《我愛每一片綠葉》時，技巧上開始有進步，到1981年寫作中篇小說《立體交叉橋》時，才開始有較自覺的文本意識。
《班主任》的構思成熟與開筆大約在1977年夏天。那時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現北京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編輯。1961年至1976年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師，從1974年起被“借調”離職寫作，1976年正式調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當文藝編輯。《班主任》的素材當然來源於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體驗，但寫作它時我已不在中學。出版社為我提供了比中學開闊得多得多的政治與社會視野，而且能更“近水樓台”地摸清當時文學複蘇的可能性與征兆，也就是說，可以更及時、有利地抓住命運給個體生命提供的機遇。
寫《班主任》時，作為文藝編輯室的編輯，我分工抓長篇小說，當時手裏比較成熟的稿子有兩部，一部是前麵提到的《雅克薩》，另一部是兩位農民作者合作的，寫農村修路的《大路歌》。他們的稿子生活氣息濃烈，文字也活潑流暢。雖說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幫”，但1977年2月7日，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通過“兩報一刊”的社論明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決定了還得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當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們編輯部對稿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不以此為準繩，這可難為了我這個責編和兩位作者――我們必須使稿子裏有階級敵人搞破壞，還得歌頌“文化大革命”。可他們那裏修路，實在並沒有階級敵人搞破壞，於是我出差到他們所在的農村，跟他們翻來覆去地編造階級敵人破壞的故事，可是怎麼也編不圓。結果，這部書稿到頭來沒能出版。與《雅克薩》作者謝鯤的接觸，使我感到我們那一代人必須抓緊做事(1977年我35歲，已不能算是很年輕了)；編《大路歌》的失敗，使我產生出棄瞎編、寫真實的求變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開始在家裏那十平方米的小屋裏，偷偷鋪開稿紙寫《班主任》，寫得很順利，但寫完後，夜深人靜時自己一讀，心裏直打?鼓――?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這樣的稿子能公開拿出去嗎在發表欲的支配下，我終於鼓起勇氣。有一天下了班，我到離編輯部最近的東單郵電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給《人民文學》雜誌。櫃台裏的女工作人員檢查了我大信封裏的東西，嚴肅地跟我指出，稿子裏不能夾寄信函，否則一律按信函收費。我心理上本來覺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險的事，她這樣“公事公辦”，毫不通融，令我氣悶，於是我就跟她說不寄了。從東單郵局騎車到了中山公園，在比較僻靜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後決定：這稿子要不要投出去還是幹脆拉倒後來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細讀，竟被自己所寫的文字感動，我決定，還是投出去吧，大不了發表不出來，還能把我怎麼樣呢過了若幹天，我到另一家郵電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說稿在《人民文學》雜誌編輯部的具體處理過程，我自己並不十分清楚。我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不善公關交際，有人問我為什麼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學》編輯部去其實從我當時居住的地方騎車過去隻需十多分鍾，可是出於羞澀，我還是寧願花錢費時通過郵局寄去。小說發表出來時已是12月(刊物脫期了)。我從報紙上看見目錄，自己騎車到編輯部，沒好意思見編輯，直接到總務人員所在的大屋，拿現金買了十本，那屋裏的人當時也不知道我是誰。出了編輯部，我趕緊騎車回家，展讀那油墨噴香的刊物，心裏很高興。不過，那並不是我頭一回聞見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是《談〈第四十一〉》。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發表過約七十篇小小說、散文、評論什麼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年，為調離中學，我為當時恢複出版業務的機構提供合乎當時要求的文稿，發表過若幹短篇小說、一部兒童文學中篇作品、一部電影文學作品。這雖然都是些現在提起令我臉紅的東西，但它們也可能使當時《人民文學》的編輯們多少對我有些印象，因而能及時審閱我的稿子。我對《班主任》敝帚自珍，因為那畢竟是我第一篇根據自己的真實感受，寫出自己真實認知的作品，我並因此成名，為世人所知。
《班主任》發表後，讀者反響強烈，看到這篇作品的人紛紛給我來信，尤其是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改編成廣播劇播出後，影響就更大了。北京一些來往密切的業餘作者，也都紛紛給予鼓勵，我所任職的出版社的同人們也都為我高興。大家在一起，興高采烈地創辦了《十月》。我趁熱打鐵，在《十月》創刊號上發表了《愛情的位置》，電台也馬上就廣播了。我又在複刊不久的《中國青年》上發表了《醒來吧，弟弟》，電台又予廣播。這些作品雖然“思想大於形象”，但也有讀者向我表示，他們在閱讀中感受到一種審美愉悅。如有個工廠的工人，打聽到我家地址，找上門來，他手裏拿著一本發表《班主任》的雜誌，遞給我看。他在那小說的很多文句下劃了線、加了圈，他說那些地方讓他感到很生動，比如小說裏寫到工人下班後，夜晚聚到電線杆底下打撲克，他就覺得那細節“像條活魚，看著過癮”。當時文學界一些影響很大的人物，像張光年不消說了，正是他拍板發出了《班主任》這篇作品，此外像馮牧、陳荒煤、嚴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來支持。但反對的意見也頗強烈，有人寫匿名信，不是寫給我和編輯部，而是寫給“有關部門”，指斥《班主任》等“傷痕文學”作品是“解凍文學”(這在當時不是個好諡號，因為蘇聯作家愛侖堡曾發表過一部叫《解凍》的長篇小說，被認為是配合赫魯曉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義政治路線的始作俑之作。“傷痕文學”既然屬於“解凍文學”，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國搞“修正主義”了，這罪名可大了)。也有身份相當重要的人指責有的“傷痕文學”作品是“政治手淫”。更有文章公開發表，批判這些作品“缺德”，我還接到具名的來信，針對我嗣後發表的《這裏有黃金》，警告我“不要走得太遠”(來信者稱他曾犯過“右派錯誤”，而那之後對他的批判鬥爭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獲很大，不容我輕易抹殺)。而同時，港、台及海外對《班主任》又大力介紹，有些言辭相當誇張，如說我是“傷痕文學之父”等等。
?那時候，這樣的“海外反響”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對當事人側目。因此我在頗長一段時間裏，心裏都不是非常踏實。1981年，我應日本《文藝春秋》社邀請訪日期間，主辦方帶我們參觀一座日本古代監獄模型時，翻譯林美由子小姐“觸景生情”地對我說：“你是不是差一點被關起來”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呆過的人，根據切身體驗，在初讀《班主任》時(那時已回日本)，確實為我捏了一把汗――這種心理狀態，29年過去，不要說現在的年輕人難以理解，就是我這個當事人，回想起來，也恍若一夢!但以下的事情卻絕不是夢，而是切切實實經曆過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發表之後，1978年3月，報紙上還刊登出當時最高領導人的講話精神，強調“兩個凡是”，強調要“繼續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甚至強調“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偉大戰果”(隻是說“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結束，而以後必要時還要搞)，還說“四人幫”是“極右”，以此阻撓黨內外批極左的強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隨之《人民日報》轉載，這讓我心情為之一振，我意識到這些事情都與我生死相關。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同時“四?五”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我歡欣鼓舞。1989年，複蘇的文學界第一次評選全國優秀小說，《班主任》獲第一名。當時茅盾在世，我從他手中接過了獎狀，同時有多篇“傷痕文學”一起獲獎。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為是一場浩劫。緊跟著，改革、開放的勢頭風起雲湧，呈難以逆轉之勢。說實話，這時候我才覺得懸在《班主任》上麵的政治性利劍被徹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為特殊曆史時期裏，以小說這種形式，承載民間訴求的功能，也便完結。它被送入了“博物館”，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學愛好者在閱讀中產生出審美愉悅了，甚至於，反而會引出“這樣的東西怎麼會一時轟動”的深深疑問。進入20世紀80年代，想再靠這樣的創作路數和文本一鳴驚人，獲得榮譽，是越來越難了。自《班主任》以後，我筆耕不輟，一方麵堅守社會責任感，越來越自覺地保持民間站位，不放棄以作品抒發浸潤於我胸臆的民間訴求，一方麵努力提升自己美學上的修養，努力使自己的小說更是小說，並大大展拓了以筆馳騁的空間。
《班主任》發表至今已有29年。我本不願重提這粒“陳芝麻”，但最近我從年輕一代那裏聽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種說，《班主任》的寫法，以及一度的轟動，是畸形的文學景觀；另一種說，像那樣的作品，在適當的社會發展階段，還一定會卷土重來，是文學史上慣常的一元、時不時會一閃的正常景觀。我不能確定他們誰說得更有道理，也許，唯有未來文學發展的軌跡本身，才能確認或否定種種不同的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