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第4期的《當代作家評論》上，有孫紹振的一篇《審美價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鬥——劉心武論》。他在文章裏寫道：“在目擊了這幾年的文學發展的幾個曆史階段之後，又重新閱讀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簡直為他捏著一把汗。難道這就是1977年給讀者以心靈解放的喜悅的曆史名篇嗎這就是當年那轟動一時令許多人奔走相告的時代傑作嗎當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靈感到更多的歡欣和痛苦，使我凍僵的嘴唇吐出更複雜的語言的就是這樣一篇作品嗎”
他，懷著創作和審美熱情的批評家，為我，為新時期文學的起點，始於那般的粗陋笨重，而代為羞赧。他那時所捏著的一把汗，跟1978年時許多好心人為我，為那時剛湧現的“傷痕文學”，竟顯得那麼出格那麼忤逆，而代為緊張，所捏著的一把汗，是全然不同的兩把汗。十年過去，關懷我，關懷新時期文學的人們，手裏捏汗的心態，竟有如此巨大變化，真令人感慨係之，無數往事，湧上心頭。
許多人認為，寫《班主任》時，我仍在中學任教，其實那時我已在北京出版社當文學編輯。《班主任》發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學》上，因為《人民文學》是每月20日出版，再加上脫期，《班主任》同廣大讀者見麵，已是1978年年初了。那個時候，是怎樣的一種時代氛圍呢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天安門事件”尚未平反，成千上萬“右派”的錯劃尚未改正，許許多多“文革”的受害者仍未獲得解放。一句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慣性，仍然強烈而執拗地存在於社會生活之中。至今我仍非常懷念當時北京出版社文藝編輯室那個活躍的群體，那個群體當時為一種聽命於時代而不機械地聽命於布置的可貴精神所支配。沒有人宣布可以恢複像“文革”前《收獲》雜誌那樣的大型文學刊物，但編輯部的同仁卻大膽地著手創辦如今已非常有名的《十月》。當時我參加了《十月》的編輯工作，我提出來向林斤瀾約短篇小說稿。如今所有文學刊物的編輯都會認為向林斤瀾這位出色的短篇小說家約稿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但當時我的提議竟成為一種非常大膽非常新鮮的設想，因為那時候北京市最出色之一(恐怕在全國也屬最出色之一)的短篇小說家林斤瀾，已從北京市文聯除名，被打發到區文化館的俱樂部去了。有人說曾看見他在票房裏賣電影票(後來林斤瀾告訴我，他一直稱病不上班，所以賣票一景不確)，難道這樣一個人，我們能不等文聯重新確認他的價值，就“擅自”去約他寫稿嗎但我們誰都不想等待，我們不祈盼“聖旨”，也不希求恩賜。我們忠於自己的良知，我們確認是對的便立即去付諸實施。從林斤瀾那裏去約稿回來的年輕編輯陳曉敏興奮地告訴我們，林斤瀾使她大吃一驚，因為猛然看上去他很像著名電影演員趙丹，坐下來對談以後又覺得他與另一著名電影演員孫道臨相似，她最後傳達出的信息格外令人振奮——林斤瀾說他或許可以試一試給我們弄一個短篇。陳曉敏第二次從林斤瀾那裏回來果然拿著一疊稿子，她並開心地向我們形容，她去時林斤瀾正坐在小板凳上，用一把椅子當桌子潤色他的稿子呢。但林斤瀾重返文壇的那篇小說——我記得篇名叫《膏藥醫生》——陳曉敏作為第一讀者說她簡直看不懂。陳曉敏屬於“文革”中工農兵學員裏思想最具反叛色彩的一員，曾因“文藝思想不健康”受到過批判，在“天安門事件”中她多次去張貼詩詞，後來所出的各種《天安門詩抄》中幾乎都收有她的憤懣之作。但即使她，當時也無法進入林斤瀾的文學世界。後來由我來讀林斤瀾的手稿，我僅僅憑著本能確認那是篇藝術上乘內涵深刻的作品，但無法用理性的語言闡述我的感受。《十月》後來發出了那篇作品，同林斤瀾以往和現在的絕妙之作一樣，沒有引出哪怕是小小的轟動。回想至此，我越發意識到，是當時那樣一個時代和當時的那麼一個讀者群體，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傷痕文學”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跡的位置上的，說明在那樣一種境況中，社會群體所關注的，不可能是純粹的美學高度，他們所呼喚和擁抱的，必然首先是睜眼看世界與不待指示便大膽臧否的勇氣。
我記得，《十月》很快就決定向尚未獲得改正的1957年的受害者組稿。我去過不足八平方米的從維熙家裏，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親和他好早已長得比他高的兒子合睡一張破舊的大床。頭一回我沒有見到他，但從他家出來後在電車上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幹部。他問我忙什麼，我告訴他剛去找過從維熙，他聽後不禁正色提醒我：“你可得注意!你到底年輕，你哪裏知道中國的事兒——”說著他把伸出的手掌翻動了一下，並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所以當我去北池子的一個招待所拜訪王蒙時，除了編輯部和家裏人外，事前事後我都沒對別的人說。王蒙給我沏了一杯很濃的奶粉，加了好幾勺綿白糖。同他第一次見麵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個具有性格優勢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預感到，像他那樣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返文壇以後，我僅靠《班主任》式的“說真話”恐怕就很難在文壇上支撐下去了。離開那個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車，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動手掌一類的事，我想我應當把自己潛在的文學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該種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發揮並受到了從外部傳到自身的不小壓抑)盡可能地釋放出來。兩年後有一回王蒙見到我，他剛讀完我新發表的一個短篇，對我說：“噫，你發揮得不錯嘛!”我知道他話裏有話。
大約是在1978年春天，《文學評論》為《班主任》專門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在那次會上我頭一回見到了許多文學界的前輩和名人，他們熱情地支持《班主任》，後來《人民日報》發表了篇幅很大的評論員文章，對《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和王亞平的《神聖的使命》等一大批“傷痕文學”所構成的文學現象予以了肯定，這應當算是“官方”的聲音。正如海外有的研究這十年中國文學的人士所指出的，當時麵對中國從沙漠上重新抽葉的文學，中國的“官方”、中國的文學界、中國的民眾，達到了一種非常難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蜜月”的狀態，這是1949年以來罕見的現象。因此，倘若像我這樣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說成完完全全是群眾所賜，便太矯情了。1988年5月，我同詩人芒克同往法國的聖納澤爾市，當地的《西部法蘭西報》和當地電視台在介紹我們兩個人時，特別指出我是“體製內作家”，意思就是說我是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致力於改革和開放的“官方”合作的作家。當然，他們有時候說“體製外作家”，也並不是說那作家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並未被“官方”承認。
也許是我的內在氣質使然，我始終不能完全擺脫社會現實和我所屬於的民族或者說種族的影響。盡管在此前多年的文學跋涉中，我越來越樂於接受各種不同美學前提下的多元文學共存的局麵，即使是對最極端的文學象牙塔，我也尊重他們的存在。我是在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確確是我寄民族振興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並包括它自身的改革和開放。我現在越來越懂得文學有它獨立不羈的超越於政治經濟之上的本性，我絕不把我的文學活動完全消融到我的政治情緒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還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裏去。
我對改革、開放所懷的熱情，多次受到傷害，這當然不可能不影響到我的創作，但可以肯定地說，就我個人的政治熱情而言，這些傷害的效果是負麵的，就我個人的文學事業而言，這些傷害的效果卻是正麵居多。因為我從每一次舐去傷痕的血絲中，都增加一層對我們民族、對我所處的現實社會、對籠罩於當代中國的人文環境、對人性、對個人與命運宇宙的神秘關係諸多方麵的認識與體驗。
《班主任》出來以後，我收到無數的讀者來信，另一個短篇《愛情的位置》出來以後，我收到的讀者來信增至七千餘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勵我的。但就在那時，有一封寄自廣州的信因為寫錯了地址，誤投到了某一單位，並被拆閱了。信是兩姊妹寫的，她們自稱都是在“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光榮入黨的，作為共產黨員，她們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的寫法。她們認為被我極溫和地批評了的那個團支部書記謝慧敏的形象，是對共青團員的歪曲和誣蔑，她們認為像《班主任》那樣暴露社會的陰暗麵，隻能令海內外的敵人拍手稱快。可惜她們那封信沒有留存下來，我轉述得遠比她們冷靜，她們當時似乎使用了更為嚴厲的語氣並上到了更高的“綱線”上。本來即使像她們這樣的批評，作為一個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傾聽的，但偏偏那時香港一家雜誌刊出一篇未經我審閱過的訪問記。在那個訪問記裏我明顯地否定著“文化大革命”，並且接受了“新寫實主義”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張把那封“兩個共產黨員的來信”和香港雜誌上我的有關“言論”合並為一份“內部簡報”，上報和分發。幸虧一位好心的前輩，把這個可能出現的情況告知了我。當時我非常激動，也非常震驚。許多年過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為種種原因不記得那時的情形了，有許多年輕的朋友當時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還能夠記得，陳衝走上銀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謝晉執導的《青春》(而不是後來那部使她和劉曉慶成為明星的《小花》)。《青春》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片，那部影片不消說是否定“四人幫”的，但卻非常熱情地歌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陳衝所扮演的那位聽覺失聰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過“徒步大串聯”終於來到了北京城，並同其他的“紅衛兵戰士”激動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檢閱，影片中有大段毛主席揮手(利用的紀錄片鏡頭)和陳衝等飾演的“紅衛兵”熱淚縱橫的場景。這就說明，並不是“四人幫”一倒台“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徹底否定。要不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聯係著對毛澤東同誌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須采取“兩個凡是”，即一概不能否定並仍應執行的態度，在1978年及那以後一段時間裏，成為了最敏感的政治問題。我當然不情願，並且自己覺得也不應該成為政治上錯誤的典型，因為那份簡報如果編成，就連我同意訪問者“新寫實主義”的提法，也要成為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背離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例。後來由於我的反對和一兩位老同誌的明智，這份簡報沒有編發。今天想來，這份簡報就是編發了也算不得什麼，但在當時，這一事態的出現使我傷心地懂得，在當時的運轉機製裏，不僅我收到的幾千封支持鼓勵的讀者來信沒有什麼分量，就是《人民日報》上發表過的肯定性文章，也並不一定作數，隻要有份編得“精彩”的“簡報”或“內參”(甚至無需造謠)，就足可使一個人的命運逆轉。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矢誌要為改變這種不良的機製而努力，並自覺地投身於關於政治公開化，增進透明度的體製改革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