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門外一片西班牙語的祈禱聲和尖叫聲。
我們徒步尋覓印加人的足跡時會在古遺址上睡覺過夜；我們艱苦跋涉八天八夜考察了“失落的印加城市”馬丘比丘；我們在著名的瓦斯卡拉山上攀登過；我們在印第安人的巴諾斯村莊的溫泉裏泡過。
我們在美洲最古老的鬥牛場acho廣場觀看鬥牛比賽，為鬥牛士們呐喊助威；我們在亞馬孫叢林的樹藤上蕩秋千，在叢林深處我們見到了巨大的蜘蛛和螞蟻，在亞馬孫河的急流上我們勇劃獨木舟。
我們去了南美的其他國家，去了赤道的北麵；我們住過一美元一宿的旅館；我們結識了許多朋友；在橫穿世界上最幹燥的沙漠的汽車上，我們與一位智利商人交談了幾個小時，我們一會兒講英語，一會兒講西班牙語，享受著學用一種新語言交流思想的快樂；在烏拉圭蒙特維多的一個露天咖啡店，一個男孩讓我幫助他修改英語作文，我相信第二天他的英語老師會對他的作文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巴西和阿根廷的邊境上，我們觀看了世界五大瀑布之一伊瓜蘇瀑布。
後來，我們漂洋過海來到了瑞士的日內瓦，在那裏一個和我們一起登過瓦斯卡拉山的德國朋友接待了我們，還幫我們用800美元買了一輛二手的法國標致。我們開著這輛車遊遍了歐洲。我們在德國山林區、英國湖泊區、阿爾卑斯山脈宿營過，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柏林、慕尼黑、羅馬和威尼斯有我們留下的足跡。
十八個月之後，我們回到了家，身無分文，事實上還欠了很多債。但是，我們有一櫥子翻爛了的旅遊手冊、一箱子破損了的地圖和兩顆裝滿了回憶的腦袋。更重要的是，我們不需要向人們冒出這樣一句話：“我們差點兒就那樣做了。”
遲到的告別
1918年3月的一個清晨，裏昂火車站迎來一輛從德國開來的戰俘車，一個叫瑞克的男子胡子拉碴地從車廂裏走出來。在那些驀然重逢、抱頭痛哭的人群中間，瑞克顯得呆滯而又沉默，他四肢雖然完好地存在著，可名字卻上了重度傷殘名單。
給他做過檢查的醫生都十分沉重，這個貌似健全的男人永遠也做不了父親了。不僅如此，他好像還患上了失憶症，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裏，也說不出任何親人的名字。
醫院在報紙上刊登了瑞克的大幅照片，想通過媒體來幫助這個可憐的男人尋找親人。很快，全國各地有很多人湧來——失去兒子的母親、喪失手足的兄弟、和丈夫離散的妻子。
很多人來了又走了，留下來的是兩個女人。其中一個容貌姣好，留著長長的黃色卷發，穿著白色的拖地長裙，她自稱是瑞克的未婚妻，並帶來一張瑞克的照片佐證。醫生看看照片中那個英俊幸福的男人，再看看眼前呆若木雞的瑞克，一時無法評判。另一個女人年長了幾歲，她左手拖著一個三四歲的髒兮兮的男孩兒，右手懷抱著一個兩歲左右的女孩兒，流著淚站在病床前絮絮叨叨地講述了自己丈夫如何在兩年前上了前線一直未歸的事實。
醫生將兩個傷心的女人領到外麵，他們從瑞克突然的眼淚中看到了希望，這兩個女人中，肯定有一個是他的愛人。
他們反複翻開那個年輕女人帶來的照片，就在幾乎馬上就要確認的時候，護士忽然跑了出來，附在醫生耳邊說了兩句話。醫生一愣，他緩緩地將手裏照片還給那個漂亮幹淨的女士，轉而擁抱兩個孩子的母親：“瑞克說，你是他的妻子。”那個女人一把抱住自己的孩子，痛哭起來。
年輕的女人流著淚傷心地走了。幾天後，沉默的瑞克和兩個孩子，還有妻子，去了法國另外一座城市——巴黎。在那裏，不僅有國家配給他們的新房子，每月瑞克還有很優厚的殘疾軍人撫恤金，足夠這個四口之家安逸地生活。